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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分兵。将大军分散到不同的城池驻扎，降低人口密度。同时在每个驻地设立病坊，专门收治患病者。

分兵。

又是分兵。

上次杨俊民说减少前线兵力，是为了省粮食。这次许文长说分兵，是为了防瘟疫。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同一个建议。

但分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兵力分散，意味着每个驻点的防御力量减弱，意味着日军如果集中兵力攻击某一个点，我们可能挡不住。

我没有立刻回答。

许卿，朕再问你一件事。

陛下请讲。

如果不分兵，不隔离，任由瘟疫蔓延，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许文长的脸色变了。不是害怕，是一种医者面对无力回天时的那种沉痛。

陛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我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臣行医四十年，见过三次大疫。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四年，京城大疫，死者逾万。军营之中，人口密集，条件恶劣，若疫病失控……臣以为，一个月内，染病者可能过万。死亡者……

他没有说出具体的数字。

但他不说，我也能算出来。

三千人十天。如果按这个速度，一个月就是九千。但瘟疫的传播不是线性的，是指数级的——前世的流行病学告诉我，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会越来越快，直到所有易感人群都被感染为止。

十万人里，最终可能有三四万人染病。死亡率如果是两三成……

一万人。

不是死在日军的刀下，是死在自己的营帐里。死于腹泻，死于脱水，死于高烧。死的时候身边没有敌人，只有同样病倒的战友，和弥漫在空气里的恶臭。

许卿。我说。

臣在。

朕要你带太医院最好的医官，去朝鲜。

许文长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我会下这个命令。太医院的医官是给皇帝和后宫看病的，让他们去前线军营，这在大明朝还是头一遭。

朕会给你一道手谕，到了前线，一切防疫事宜由你全权处置。李如松那边朕会打招呼，让他配合你。

许文长沉默了几秒，然后深深地弯下腰。

臣领旨。

他的声音不再沙哑了，变得清晰而坚定，像是一个老兵听到了冲锋号。

许文长退出去之后，我又拿起了李如松的军报，重新看了一遍。

那个莽夫在军报的最后写了一句话，字迹比前面更潦草，像是在发脾气的时候写的：臣已下令隔离病患，但帐篷不够，地方不够，药也不够。臣是带兵打仗的，不是治病救人的。陛下要是再不派人来，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弟兄们病死在帐篷里。

我能想象他写这段话时的样子——满脸横肉的大汉，攥着笔杆子，像攥着一把刀，恨不得把纸戳穿。他不怕日军，不怕白刃战，不怕碧蹄馆那样的血战。但他怕瘟疫。因为瘟疫是他打不了的仗，砍不了的敌人。

稳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也对千里之外的李如松说。

但这个二字，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粮食不够，瘟疫又来。两把刀同时架在脖子上，左边是饿，右边是病。

我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句话——战争中，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对面的军队，而是饥饿和疾病。

当时觉得这是书本上的道理。

现在，这个道理变成了桌上的两份奏报，变成了三千个病倒的士兵，变成了一个我必须立刻解决但又无从下手的难题。

窗外的蝉还在叫，嗡嗡嗡的，没完没了。

我忽然觉得很烦躁。伸手把窗户关上了，咣的一声，蝉鸣被隔在了外面，但那股闷热的潮湿感更重了，像是有一块湿布捂在脸上。

我坐回桌前，提起朱笔，开始给李如松写回信。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朕已遣太医院院使许文长率医官赴朝，随行携带药材若干。在许文长抵达之前，尔须严格执行隔离之策——病患单独安置，饮水必须煮沸，秽物深埋，帐篷间距不得少于三丈。违者军法处置。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撑住。朕不会让你们孤军无援。

墨迹在纸上慢慢干了，从亮黑色变成了哑光的深灰色。

我把信折好，交给王福，让他立刻送出去。

然后我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和更鼓声一样，沉闷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