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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前线的军报到了。

李如松的报告写得很简短，字迹潦草得像是在马背上写的——知道他的人都清楚，李如松写字从来不讲究，能看懂就行。但这份报告的内容让我皱起了眉头。

日军已全线退守釜山至蔚山一线，依托倭城构筑防御工事。我军推进至庆州后，因补给不足，暂停前进。两军相距不足百里，互有斥候交锋，但大规模战斗已停止月余。

我把军报放在书案上，走到那幅大地图前面。

朝鲜半岛的南端，釜山和蔚山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日军在这条线上修了十几座倭城——所谓倭城，就是日本人特有的城堡，石墙高耸，层层叠叠，易守难攻。每座倭城之间相距不过十几里，互为犄角，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我用手指在地图上沿着这条防线划了一遍，指尖触到纸面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御书房里格外清晰。这条线不长，东西不过两百里，但密度很高——十几座倭城像一排钉子一样钉在朝鲜半岛的南端，把日军牢牢地钉在了那里。

暗卫送来的情报里附了一张倭城的草图。我仔细看了看——倭城的结构和中国的城池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墙是直上直下的，倭城的城墙是斜的，从下往上收窄，像一个倒扣的斗。城墙用大石块垒成，石块之间不用灰浆，靠自身重量和摩擦力固定。这种结构有一个好处——炮弹打上去会沿着斜面弹开，不像打在直墙上那样能把墙轰塌。

日本人在筑城这件事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前世去过大阪城和姬路城，知道这些城堡有多难啃。现在亲眼看到实战中的倭城，更觉得棘手。

李如松的明军从北面推进到了庆州，距离日军防线不到百里。但他停下来了。

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

原因很简单——补给。

从平壤到庆州，直线距离将近八百里。八百里的补给线，中间要翻山越岭，渡河过桥，每一段都是消耗。粮食从后方运到前线，路上要吃掉一半。弹药更麻烦——火铳的铅弹和火药都是消耗品，打一仗就少一批，补充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李如松在报告里说：末将手下三万人，粮草只够维持一个月。如果强攻釜山，弹药最多支撑三天。请陛下速拨军粮弹药，否则末将只能原地固守。

三天的弹药。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沉。三天，七十二个时辰。如果强攻釜山，七十二个时辰之内打不下来，明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到时候不是我们围日军，是日军反过来围我们。

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这就是战争的现实。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后勤决定一切。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军队靠胃行军。这话放在任何时代都适用。

王福，把宋应昌最近的奏报找出来。

王福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份折子递过来。宋应昌是蓟辽经略，负责整个朝鲜战场的后勤调度。他的奏报比李如松的详细得多，密密麻麻写了五页纸，把军粮、弹药、马匹、被服的数量和运输情况都列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一遍，心里有了数。

问题出在两个地方。第一，海上运输的效率太低。从登州到朝鲜义州的海路，一个月只能跑两趟，每趟运粮三千石，一个月六千石。但前线三万人加上朝鲜当地的辅兵，每个月至少需要一万石。缺口四千石，全靠陆路从辽东转运补充，但陆路的损耗更大——一石粮食从辽东运到庆州，路上要吃掉六斗，到了前线只剩四斗。这个损耗率高得让人心疼，但没办法，山路就是这样，人要吃马要喂，天冷了还要烧柴取暖，每一样都是消耗。

第二，弹药的生产跟不上。工坊的火铳弹药产量已经开到了最大，但从北京运到前线需要二十天，中间还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检查，每道关卡都要耽搁时间。

我把宋应昌的奏报放下，揉了揉太阳穴。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一群蜜蜂在里面转。这些天看的数字太多了，军粮多少石、弹药多少斤、银子多少两，每一个数字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

叶向高到兵部了吗？我问。

回万岁爷，叶向高十月初八就到兵部报到了。王福说，听说他已经去了辽东，在旅顺设转运仓的事正在办。

我点了点头，传旨给叶向高，让他加快进度。旅顺的转运仓必须在十二月之前建好，否则前线撑不过冬天。另外，让他把海运的频次从一个月两趟提高到三趟——我不管他怎么做到，找郑芝龙借船也好，征调民船也好，总之粮食必须送到。

我又看了一遍地图，手指在釜山的位置上点了点。

日军退守釜山，是意料之中的事。丰臣秀吉不是傻子，他知道在朝鲜腹地和明军打野战是找死，不如退到沿海地区，背靠大海，依托倭城固守。只要对马海峡还在日军手里，日本本土就能源源不断地往朝鲜运兵运粮。

换句话说，日军的补给线比我的短得多。从日本到釜山，海路只需要两三天。而我的补给线从北京到庆州，海陆加在一起要二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