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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两军僵持了一个多月谁也打不动——不是兵力不够，是后勤跟不上。

但僵持对我不利。

时间拖得越久，朝廷里的反对声就越大。户部的人天天在算军费，御史们天天在上书，连内阁里都有人开始动摇。沈一贯前天递了一份折子，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字，核心意思就一个——打不下去了，不如议和。我把折子扔进了废纸篓里，但我知道，沈一贯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他背后站着一群人。

如果这场仗在年底之前看不到转机，明年的军费预算就很难通过。

我必须打破僵局。

但怎么打破？

强攻釜山？李如松的弹药只够三天，强攻等于送死。

增兵？从哪里调？北方的边军不能动，南方的卫所兵战斗力太差。刘綎的川军还在路上，最快也要十一月底才能到。

围困？日军背靠大海，对马海峡畅通无阻，围困等于围了个寂寞。

我在地图前面站了很久，久到腿都有些发麻了。王福在旁边小声提醒了一句万岁爷，该用晚膳了，被我摆手打发了。吃什么吃，吃不下。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打不动，拖不起，退不得。

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对马海峡上。

那条窄窄的海峡，是日军的生命线。只要切断它，日军在朝鲜的十万人就成了孤军。没有粮食，没有弹药，没有援兵，再坚固的倭城也守不住。

从海上破局。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水师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铁甲船虽然造出来了，但数量不多，而且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海战。用一支没打过仗的舰队去封锁对马海峡，风险太大。

但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陆路打不动，只能从海上想办法。水师是我这些年花了最多心血打造的一支力量——铁甲船、蒸汽机、新式火炮，每一样都是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现在，是时候让它们上场了。

我拿起朱笔，在地图上对马海峡的位置画了一个圈。红色的墨迹在黄色的地图上格外醒目，像一滴血。

王福。

奴婢在。

今天的奏折先放一放。朕要写几封信。

我坐回书案后面，铺开一张空白的纸，提笔写下第一封信的收信人：登州水师提督邓子龙。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墨迹一行一行地铺开。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灯笼的光从窗纸后面透进来，昏黄而温暖。炭火在铜盆里烧得很旺，偶尔噼啪一声，蹦出一颗火星，在空中划一道弧线，落在地砖上嘶的一声灭了。

远处的更鼓响了，咚——咚——咚——，沉闷而规律。

夜深了。但有些决定，必须在夜里做。因为白天太吵了，吵得人听不到自己的心跳。

我写了很久。写给邓子龙的信，写给李如松的信，写给宋应昌的信。每一封信都要斟酌措辞，既要传达我的意图，又不能泄露太多细节。万一信被截了，后果不堪设想。

写完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手腕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我放下笔，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咔咔地响。

窗外的更鼓又响了。咚——咚——咚——。

已经是三更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