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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初九。

消息是阿七亲自送来的。

他从日本赶回来，一路换了三次快马，到北京的时候满身尘土，嘴唇干裂，但眼神依然冷得像刀。他身上带着一股马汗和海风混合的气味，浓烈得呛鼻，但他自己似乎毫无察觉。

萨摩藩起兵了。

我放下手里的奏折，示意他继续说。

八月初三，岛津义弘在鹿儿岛城竖旗，纠集武士三千余人，打出尊皇攘夷的旗号。初五，长州毛利辉元响应，出兵两千。初七，土佐长宗我部盛亲起兵一千五百。三路叛军合计近万人，正在向大阪方向集结。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像是在念一份军事报告。没有多余的形容词，没有个人判断，只有事实和数字。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指尖触到桌面的声音很轻，笃笃笃的，在安静的御书房里却格外清晰。

德川呢？

德川家康退守江户，请求大明出兵协助镇压。阿七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他的亲笔信。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信纸是上好的和纸，摸起来柔软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草木香。德川家康的字写得很工整，汉文措辞也很得体，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慌张。他说叛军势大，自己手里只有五千人，不敢轻举妄动，恳请天朝速速发兵。

我把信放下，笑了。

他是真慌还是装慌？

阿七想了想，说：七分真，三分装。叛军确实来势汹汹，但德川手里不止五千人。他至少还能调动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他不动，是想让大明先出手，这样他就不用背镇压同胞的骂名。

聪明。我说，但朕不介意替他背这个骂名。朕本来就是外人，多一个骂名少一个骂名无所谓。

我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日本地图前。

这张地图是暗卫绘制的，比日本人自己画的精确十倍。每个藩的兵力、粮草、城防，都用不同颜色的小旗标注得清清楚楚。烛光照在地图上，那些红色和蓝色的小旗投下细碎的影子，像是棋盘上的棋子。

萨摩在九州南端，长州在本州西端，土佐在四国。三家虽然号称联合，但地理上并不相连，中间隔着大片已经服从废藩令的领地。

他们的联络线是什么？我问。

海路。阿七说，岛津义弘派了十几条船在濑户内海来回跑，传递消息和物资。

水师呢？

驻日水师在对马海峡，没有进入濑户内海。

我皱了皱眉。驻日水师的指挥官是邓子龙的副将陈璘，这个人打仗还行，但政治嗅觉差了点，没有主动封锁叛军的海上联络线。

传令陈璘，立刻率水师进入濑户内海，切断三藩之间的海上联络。我说，同时传令驻日陆军，向大阪集结，等朕的命令。

阿七转身要走。

等等。我叫住他，叛军内部，我们的人还在吗？

阿七回过头，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这是他极少有的表情变化。那一丝笑意转瞬即逝，快得像烛火被风吹了一下。

都在。岛津义弘的贴身侍卫里有两个是我们的人。毛利辉元的军师，是我们三年前安插进去的。长宗我部盛亲的粮草官，也是我们的。

我点了点头。

好。让他们继续潜伏，不要暴露。等朕说动手的时候再动手。

属下明白。

阿七走了。他走路没有声音，像一阵风，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也无声无息。门帘被他撩起又放下，连晃动都没有，仿佛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独自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

窗外传来蝉鸣，嗡嗡嗡的，吵得人心烦。八月的北京热得像蒸笼，空气黏稠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里衣贴在皮肤上，又湿又闷。

八月十二，叛军攻占了鹿儿岛城。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朝堂上炸了锅。

陛下，日本蛮夷果然不可信！臣早就说过，应该把那些大名全部押到北京来！兵部尚书石星拍着大腿说，声音大得在太和殿里嗡嗡回响，震得我耳朵发胀。

石大人此言差矣。叶向高站出来，不紧不慢地说，废藩置县是长远之策，岂能因一时之乱就否定？叛军不过万人，驻日明军三万，何惧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