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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需要我。

没有我的支持，他在中国寸步难行。没有我的允许，他连北京城都待不了。

而我也需要他。

他是我和欧洲之间的桥梁。通过他，我可以获取欧洲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人才。通过他，我可以了解教廷的动向和欧洲的局势。

我们互相需要，互相利用。

这就是政治。

利玛窦走后，我独自坐在御书房里，想了很久。

教皇的信，表面上是在谈传教，实际上是在试探。

他想知道大明到底有多强。他想知道大明皇帝是什么样的人。他想知道天主教在大明有没有市场。

这些问题，我可以给他答案。

但答案是我精心设计过的。

我要让教皇觉得：大明是强大的，但不是敌对的。大明皇帝是开明的，但不是好糊弄的。天主教在大明有市场，但必须按大明的规矩来。

这样一来，教皇就会继续派传教士来中国，带来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同时，他也不会把大明视为威胁，不会联合欧洲各国来对付大明。

一举两得。

当然，这只是短期策略。

长期来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严格控制。我不能让它像在南美洲那样，变成殖民的工具。

在前世的历史上，天主教传教士是欧洲殖民者的先锋。他们先去传教，然后商人跟着去做生意，最后军队跟着去占领。这个套路在南美洲、非洲、东南亚屡试不爽。

在这个时空，我不会让这个套路在中国上演。

传教可以，但只能在我的控制下进行。

传教士可以来，但只能带着我需要的东西来。

天主教可以传播，但只能传播到我允许的范围。

超出这个范围，一律驱逐。

我提笔给教皇写了一封回信。

信的措辞很客气，充满了外交辞令。大意是：大明皇帝对教皇的友好之意深表感谢，愿意与教廷建立友好关系，欢迎传教士来中国交流学术。至于传教的具体事宜，等教皇特使到了之后再详谈。

信写完之后，我让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然后通过耶稣会的渠道送往罗马。

这封信送到罗马，大概需要一年。

一年之后，教皇会看到这封信。他会觉得大明皇帝是一个开明、友好、愿意合作的君主。

他不会知道，这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心计算过的。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陷阱。

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只有远处宫灯的光透过窗纸，在地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橘黄色。

十二月的北京，冷得刺骨。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像一把看不见的刀，割在脚踝上。

我打了个哆嗦，把脚缩进了脚炉里。铜制的脚炉里烧着银骨炭，暖意从脚底慢慢升上来，驱散了一些寒气。

但心里的那股寒意，脚炉驱不散。

欧洲。

那是一个比东亚更大、更复杂、更危险的棋盘。

而我，刚刚把第一颗棋子放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