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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事解决了，但火车的事远没有结束。

京津铁路通车后，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首先是钢轨的磨损。火车每天来回跑，钢轨的磨损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通车两个月，就有三段钢轨出现了裂纹，不得不停运更换。

陆明远为此焦头烂额。他在工坊里关了三天，研究钢轨的材质和热处理工艺，最后提出了一个改良方案——在钢轨表面进行淬火处理，提高硬度。他把改良后的钢轨样品送到我案头的时候，手上全是铁锈和油污，指甲缝里黑乎乎的，但眼睛亮得像两盏灯。

其次是机车头的可靠性。天工一号虽然跑通了京津线，但故障率很高。锅炉漏气、活塞卡死、连杆断裂——各种毛病层出不穷。有一次机车头在半路上抛锚了，一车的大臣在荒郊野外等了四个时辰才等到救援。

杨俊民就在那趟车上。据说他下车之后，对着机车头骂了整整一刻钟，把陆明远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骂到最后嗓子都哑了，旁边的随从递了杯茶过去，他一口灌下去，接着骂。

陆明远听说之后，没有生气，只是默默地把机车头拖回工坊，拆开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检查。

第三个问题是运营管理。火车是个全新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管理。列车时刻表怎么排？票价怎么定？站台怎么设计？乘客怎么上下车？货物怎么装卸？

这些问题看起来琐碎，但每一个都关系到铁路能不能正常运转。

我不得不亲自出手。

我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份《铁路运营章程》。内容包括：列车时刻表的编排原则、票价的计算方法、站台的标准设计、乘客须知、货物装卸规范、安全操作规程，等等。

这份章程写了足足二十页。叶向高看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陛下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比臣想象的要深得多。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

我不能告诉他，这些东西我前世坐高铁的时候就知道了。虽然明朝的火车和高铁差了几百年的技术，但运营管理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

章程颁布之后，铁路的运营逐渐走上了正轨。

每天两班列车，早上一班从京城到天津，下午一班从天津到京城。票价分三等——头等车厢铺锦缎坐软垫，二两银子；二等车厢有座位有靠背，一两银子；三等车厢只有长条凳，五钱银子。

头等车厢几乎没人坐——太贵了。二等车厢是官员和商人的首选。三等车厢最受欢迎，每天都挤得满满当当，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吵吵嚷嚷的像个集市。

最让我意外的是货运。

京津铁路通车后，天津港的货物可以在半天之内运到京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津港的海鲜，当天就能摆上京城的餐桌。

京城的百姓们疯了。

以前吃海鲜是达官贵人的专利——从天津运到京城要五天，鱼虾早就臭了，只有用冰块保鲜的才能吃，价格贵得离谱。

现在，半天。新鲜的鱼虾，活蹦乱跳地运到京城，价格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京城的鱼市一夜之间繁荣了起来。鱼贩子们天不亮就赶到火车站等货，火车一到就抢着卸货，然后挑着担子满城跑，一边跑一边喊：天津的鲜鱼嘞——活的——

火车好啊！百姓们说，有了火车，咱们也能吃上新鲜鱼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笑了很久。

铁路改变世界的方式，有时候就是这么朴素——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构想，不是什么改变历史的壮举，而是让普通人吃上了一口新鲜鱼。

但这口鱼的意义，比一百篇奏折都大。

因为它让百姓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铁路的好处。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修更多的铁路，阻力就会小得多。

我站在御书房的窗前，看着远处的天空。

天空中有一缕淡淡的黑烟——那是火车的烟囱冒出来的。

火车。

这两个字，从今天起，将永远刻在这个时代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