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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四月。
赵小山的团队花了两个月,终于把电报造出来了。
说造出来其实不太准确——应该说勉强能用。
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第一次试验,电池漏酸,酸液腐蚀了铜线,整个电路报废。酸液滴在工作台上,嘶嘶地冒着白烟,把木头烧出了一个黑洞。
赵小山在报告里写道:臣当时以为只要把铜片和锌片泡在酸液里,就能产生电。但臣忽略了一个问题——酸液会腐蚀一切。不仅腐蚀锌片,也腐蚀铜线,甚至腐蚀陶罐。臣试了十几种陶罐,最后发现只有景德镇烧制的厚壁陶罐能勉强撑住。
第二次试验,电磁铁的线圈缠得不够紧,磁力太弱,吸不动摆臂。
赵小山盯着那个纹丝不动的摆臂看了半天,然后默默地把线圈拆了重缠。
他在报告里写道:臣以为缠一百圈就够了。但试验证明,一百圈的磁力只能吸起一根针。臣又缠了一百圈,能吸起一枚铜钱了。臣继续缠,缠到五百圈,终于能吸动摆臂了。但臣的手指也磨出了血泡。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起了前世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日子。那时候我们测试一个新的材料配方,失败了几十次。每次失败,都要重新配料,重新浇筑,重新测试。手上的老茧一层一层地长,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污渍。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找到正确答案。赵小山也是这样。
第三次试验,绝缘不够好,铜线碰到了木架子,电流全跑到地里去了。这个问题最难解决,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橡胶,没有塑料,没有任何现代的绝缘材料。
赵小山试了很多办法。用布包裹铜线——不行,布会吸水,一下雨就漏电。用油纸包裹——也不行,油纸容易破,而且时间长了会变脆。用蜡封——还是不行,夏天太热,蜡会融化。
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陶瓷。他让景德镇的工匠烧制了一批特殊的陶瓷件,形状像一个倒扣的碗,中间有个孔。铜线从孔里穿过,陶瓷碗把铜线和木杆隔开。这就是绝缘子,虽然笨重,虽然容易碎,但至少能用。
第四次试验,发报机的按键弹簧太硬,按下去手指都疼,松开的时候弹簧把按键弹飞了,砸在赵小山的额头上,起了一个包。
他摸着额头上的包,嘴里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继续干。
他找来铁匠,让他们打造更软的弹簧。
铁匠说:这么软的弹簧,打不出来。铁太软了,没有弹性。
赵小山说:那就用铜。
铁匠说:铜更软,更没有弹性。
赵小山说:那就用钢丝。
铁匠说:钢丝太硬,会把按键弹飞。
赵小山说:那就把钢丝烧红了,慢慢冷却,让它变软一点。
铁匠照做了。
试了十几次,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硬度。
不太硬,不太软,刚刚好。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每一次失败,都是一个新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赵小山在给我的报告里写道:臣已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每次失败都让臣更接近成功,但每次成功又会暴露新的问题。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比蒸汽机难对付一百倍。蒸汽机好歹能看到蒸汽、听到声音、摸到零件。电呢?什么都看不到,只有被电到的时候才知道它在那里。
但臣不怕。
臣的师傅老赵说过,工匠就是要和材料较劲。
材料不听话,就想办法让它听话。
试一次不行,就试十次。
试十次不行,就试一百次。
总有一次会成功的。
臣相信这句话。
所以臣一直在试。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不是感动,不是骄傲,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
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
是对一群人的敬意。
这些人,没有现代的教育,没有系统的科学训练,没有先进的工具。
他们只有一双手,一颗不服输的心,和一个模糊的目标。
但他们做到了。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最笨拙的工具,最顽强的意志,
造出了这个时代不该有的东西。
电报。
但他没有放弃。
铁匠家的孩子,骨头硬。
四月初十,赵小山送来一封信:臣已在紫禁城和工坊之间架设第一条电报线。请陛下移驾验收。
我当天就去了。
电报线从紫禁城的御书房出发,沿着宫墙外侧一路向西,经过西华门、西安门,最后到达京城西郊的皇家工坊。全长约十里。
沿途竖着一根根木杆,每根木杆高约两丈,顶部安装着白色的陶瓷绝缘子。一根细细的铜线搭在绝缘子上,从这根木杆延伸到下一根木杆,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铜线在阳光下闪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根细细的血管,连接着紫禁城和工坊。
御书房里,一台发报机摆在书案上。
发报机比我画的图纸上的要粗糙一些——木质底座,铜制按键,旁边放着一排陶罐——那是伏打电池,十二个陶罐串联在一起,用铜线连接。陶罐里的酸液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呛得我皱了皱鼻子。酸液的味道像是醋和铁锈混在一起,又酸又涩。
赵小山站在发报机旁边,满脸紧张。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的嘴唇抿得很紧,下颌的肌肉绷着,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控制自己的情绪。
陛下,一切准备就绪。工坊那边的收报机由臣的助手操作。臣现在就发报。
等等。我说,朕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