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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六月。

电报的事暂时告一段落，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件大事——工业化。

准确地说，是工厂制度的推行。

蒸汽机量产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蒸汽机造出来了，但谁来用？

皇家工坊当然在用。矿山在用，铁厂在用。但这些都是官办的。民间呢？

民间的手工业还停留在作坊阶段——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用手工的方式生产。效率低，产量小，质量参差不齐。

如果把蒸汽机引入民间手工业，会发生什么？

答案很简单：作坊会变成工厂。

一台蒸汽机驱动的织机，产量是手工织机的十倍。一个装备了蒸汽机的工厂，产量是一个手工作坊的几十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工厂会碾压作坊。

意味着大批手工业者会失业。

意味着社会结构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我知道这些。前世学过工业革命的历史，知道英国在工业化初期经历了什么——卢德运动、童工问题、贫民窟、社会动荡。

但我没有选择。

工业化是不可逆的。不推行工厂制度，大明的工业就永远停留在官办工坊的阶段，产能有限，覆盖面窄。只有让蒸汽机进入民间，让工厂遍地开花，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完成。

但这不仅仅是社会的阵痛，更是技术伦理的阵痛。

就在我准备下达推广旨意的前几天，皇家工坊内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

哐当！

第一代大匠、如今已是工坊总管的老赵，用他那只残疾的手抡起铁锤，将一台刚刚组装了一半的蒸汽机外壳砸出了个大坑。

站在他对面的，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总办陆明远，以及第四代天才赵小山。

乱弹琴！你们这是在糟蹋东西！老赵花白的头发气得发抖，指着地上散落的一堆刚打好的活塞零件，这些活塞打得多好！火候足，铁质韧！就因为穿不过你那个什么狗屁‘游标卡尺’，你们就全当废铁给扔了？！

赵小山虽然对老赵敬畏，但还是梗着脖子反驳：师祖，不是废铁，是回炉重造！陛下要量产蒸汽机推向江南民间。如果像以前一样，每个活塞都由大师傅凭‘手感’一点点锉，锉到一个活塞对应一个气缸严丝合缝……那我们一个月最多只能产十台！

手艺人的规矩，就是包办到底！每个零件都有它自己的脾气！老赵怒吼，严丝合缝，那是手艺人的魂！用统一尺寸的模子去套，装出来的是死物件，没有灵气！

机械不需要灵气，需要的是互换性！陆明远此时站了出来，坚定地挡在赵小山身前，赵老，时代变了。如果零件不能标准化，江南的蒸汽机的齿轮崩了，难道还要把整台机器运回京城让您凭‘手感’重配吗？标准化之下，任何一个学徒拿着游标卡尺做出来的齿轮，都能直接替换坏掉的齿轮。这才是大工业！

你们……你们这是要把几千年的‘匠心’，变成不值钱的死规矩！老赵气得浑身哆嗦，指着他们，仿佛看着两个怪物，机器没了匠心，人就被机器管住了！

老赵最终摔门而去。几天后，他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了工坊总管。

我知道，那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旧时代的工匠灵魂，在不可阻挡的标准化流水线面前，发出的最后一声悲鸣。

这场风波虽然被压了下去，但它预示着旧时代的终结。正如陆明远所说，时代变了。

六月初一，我下了一道旨意：

在全国推行工厂制度。由官府提供蒸汽机和技术指导，鼓励民间商人开办工厂。首批试点行业——丝织业。试点地区——江南。

为什么选丝织业？因为丝织业是大明最大的手工业，从业人口最多，产值最高。如果丝织业能成功转型，其他行业就有了样板。

为什么选江南？因为江南是丝织业的中心，苏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作坊数以千计，从业人口数以万计。而且江南的商人最有钱、最敢冒险，最容易接受新事物。

旨意下达之后，反应比我预想的热烈。

江南的大商人们闻风而动。他们早就听说了蒸汽机的威力——京津铁路通车的消息传到江南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蒸汽机是个好东西。现在皇帝说可以用蒸汽机开工厂，还提供技术指导，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苏州的丝绸大商沈万三的后人——沈家。沈家在苏州有十几个丝织作坊，雇了上千名织工。他们第一时间向官府申请了五台蒸汽机，在苏州城外建了一座新式丝织工厂。

工厂的规模让所有人震惊。

一座大型厂房，砖石结构，比普通民房高出两倍。厂房里面排列着五十台蒸汽动力织机，每台织机由一台蒸汽机通过皮带和齿轮驱动。五台蒸汽机同时运转，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得地面都在颤抖。空气里弥漫着棉纱的粉尘和机油的味道，混着蒸汽的湿热气息，呛得人直咳嗽。织机的梭子飞来飞去，嗖嗖嗖的，像是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同时织布。

五十台蒸汽动力织机，一天的产量相当于五百名手工织工一天的产量。

五百名。

这个数字传出去之后，江南的丝织业炸了锅。

大商人们疯狂地申请蒸汽机。杭州的、南京的、湖州的、嘉兴的——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工部。工部的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蒸汽机的产量根本跟不上需求。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开始出现了。

手工织工们慌了。

一座工厂的产量相当于五百名织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了工厂之后，五百名织工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这三个字，对于那些靠织布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比刀子还锋利。

苏州的沈家工厂开工后不到一个月，周围的手工作坊就开始倒闭了。工厂生产的丝绸质量更好、价格更低，手工作坊根本竞争不过。

第一批倒闭的是小作坊——那些只有三五个织工的家庭作坊。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了，因为工厂的丝绸又便宜又好。

然后是中型作坊——那些有二三十个织工的作坊。他们试图降价竞争，但降到成本线以下还是比不过工厂。

最后连大型作坊都撑不住了。沈家自己的十几个手工作坊，在工厂开工后三个月内全部关闭——沈家把织工们转移到了工厂里，但工厂只需要一百个人操作五十台织机，剩下的九百个人怎么办？

沈家给了他们三个月的遣散费，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九百个失业的织工，带着家人，涌上了苏州的街头。他们茫然地站在街上，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该做什么。有的人蹲在路边发呆，有的人抱着孩子哭，有的人在茶馆里借酒浇愁。

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六月底。

奏报是苏州知府写的，措辞很谨慎，但字里行间透着焦虑：……新式工厂开工以来，苏州城内手工作坊倒闭者已逾百家，失业织工及其家眷约三千余人。目前尚无大的骚乱，但民间怨气渐重，茶馆酒肆中多有不满之言。臣恳请陛下示下，如何安置失业织工……

我放下奏报，沉默了很久。

三千人。这只是苏州一个城市的数字。如果工厂制度推广到杭州、南京、湖州、嘉兴——失业人数会是多少？三万？五万？十万？

工业化的代价。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我在前世的历史书上读过无数遍——英国的工业革命，让数百万手工业者失业，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社会动荡。

但知道和面对是两回事。

历史书上的数字是冰冷的。但奏报上的三千余人不是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有家有口，有老有小。他们昨天还在织机前辛勤劳作，今天就被一台铁机器夺走了饭碗。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空。天空很蓝，云很白，阳光照在琉璃瓦上，金灿灿的，刺得人睁不开眼。但我的心里，乌云密布。

工业化是对的，工厂制度是对的，蒸汽机是对的。但不等于没有代价。代价已经来了，而且这只是开始。

我转过身,走回书案前。桌上还有一份奏报,是杭州知府的。内容和苏州的差不多——工厂开工,作坊倒闭,织工失业。数字更大——五千人。

我把两份奏报摊在桌上,并排放着。苏州三千,杭州五千,加起来八千。这还只是两个城市。如果算上南京、湖州、嘉兴、松江——十万?二十万?我不敢往下想,但我必须想。因为这是我推动的,是我下旨推行工厂制度的,是我让蒸汽机进入民间的,是我让这些人失业的。

我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但笔尖在纸上停住了。写什么?写朕很抱歉朕会想办法这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这些话都太苍白了。对于一个失业的织工来说,国家的未来有什么意义?他只知道,昨天他还能养活一家老小,今天他连明天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脑子里浮现出前世的一些画面。那是我在工程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老工业区调研。那个工业区曾经很辉煌——几十家工厂,几万名工人,是整个城市的经济支柱。但后来产业升级了,老工厂关闭了,工人们下岗了。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厂房的窗户破了,墙上的标语褪色了,地上长满了野草。

几个老工人坐在废弃的厂房门口,抽着烟,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

我问他们:你们现在做什么?

他们说:什么都不做。年纪大了,没人要了。

我问:有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