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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怎么处置？

臣请陛下定夺。

你的建议呢？

孙承宗想了想，说：军需贪墨，按律当斩。但臣以为，杀了他们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所有人知道，后勤的账目不能碰。臣建议——公开审判，当众宣读罪状，然后按律处置。

我说，但朕加一条——抄家。贪了多少，吐出来多少。一两银子都不能少。

臣明白。

三天之后，三名贪墨军需官被公开审判。审判在军需库门口进行，所有军需系统的官员和吏员都被召来旁听。

孙承宗亲自宣读罪状。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像铁钉一样钉在空气里。三名军需官跪在地上，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审判结束后，三人被押入大牢，等候最终判决。他们的家产被查抄，追回白银一万三千余两、粮食六千余石、布匹若干。

消息传开之后，整个军需系统为之一震。

那些原本还在动歪心思的人，一夜之间都老实了。

孙承宗趁热打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对整个后勤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建立了一套新的账目制度——每一笔物资的入库、出库、运输、消耗，都要有三个人签字确认。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操作。

他建立了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所有军需物资的采购，必须公开招标，至少三家供应商竞价。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市场价的一成。

他建立了一套新的运输制度——利用铁路和电报，实现物资的快速调度和实时追踪。每一批物资从出发到到达，全程有记录，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能追溯到人。

这些制度，在前世看来都是常识。但在这个时代，它们是革命性的。

孙承宗把这些制度汇编成册，写了一本厚厚的《后勤总务手册》，呈给我过目。

我翻了翻，越看越满意。

这本手册写得极为详细——从粮食的储存温度到火药的防潮措施，从帐篷的折叠方法到绳索的打结方式，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承宗，这本手册，可传百世。我说。

孙承宗低下头：陛下过奖。臣只是把该做的事做了。

该做的事，很多人做不到。你做到了。

我把手册放在书案上，看着孙承宗。

这个人，是我找到的又一块拼图。

舰队有郑芝龙，工坊有陆明，情报有沈炼和影七，舆论有李贽。

现在，后勤有了孙承宗。

远征的准备，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而在京城西郊军需库旁一间简陋的值房里，孙承宗还没有睡。

他面前摊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从北京到福建泉州，从泉州到马六甲，从马六甲到印度果阿，从果阿到波斯湾入口，最终到地中海。他用红色墨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标注着一个数字。

那些数字是每个补给节点的最大吞吐量。

他已经算了三天了。结论让他彻夜难眠。

不够。他放下笔，揉了揉发红的双眼，对自己说，按照当前的运力，远征军出发三个月后，前线的弹药和口粮就会出现缺口。五个月后，缺口会扩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

他不怕得罪三个贪墨的军需官。那些蛀虫，杀了也就杀了。

他怕的是数字。

数字不会说谎，也不会因为皇帝的意志而改变。远征一万多海里，每一石粮食从产地运到前线，都要经过六次转运、三次过海、无数次装卸。每一次转运都有损耗，每一次过海都有风险。他算过，一石稻米从湖广运到地中海前线，到达时只剩六斗。四成损耗在路上。

四成……孙承宗在纸上写下这个数字，然后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这意味着，要保证前线十万将士每天有饭吃，后方每天就要发出将近两倍的粮食。整个大明的漕运系统，都要为这条补给线让路。

皇帝说要远征。满朝文武都在讨论怎么打、从哪里登陆、用什么战术。

没有人在讨论怎么喂饱十万张嘴。

除了他。

孙承宗站起来，走到窗前。值房的窗户朝西，前方是一排排黑黝黝的军需仓库，像蹲伏在暗夜中的巨兽。月光照在仓库屋顶的青瓦上，泛着冷冷的银光。

仗是前线打的。但仗是后方赢的。他低声说出了这句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的话，然后重新坐回桌前。

他要重新算一遍马六甲到果阿这一段的中转效率。

如果在锡兰增设一个补给站，损耗率能不能从四成降到三成？

如果在补给船上改用密封铁罐储存咸肉，腐坏率能不能再降两成？

蜡烛已经烧到了最后一截。

孙承宗没有换蜡烛。他就着最后一点烛光，埋头算了下去，直到窗外的天色慢慢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