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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封信和旨意一起发出去。我说,用电报。

旨意发出去之后,效果比我预想的快。

九月初,浙江巡抚回报:带头闹事的几个士绅在看到三倍补偿和车站商地的条件后,态度明显软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地主——姓钱,据说是吴越钱氏的后人——主动找到巡抚,表示愿意配合征地,但有一个条件:铁路必须绕过他家的祖坟。

我批了个字。绕一下而已,多修几百丈铁轨的事。朱笔在纸上划过,留下一个鲜红的字,墨迹还没干,看着像是一滴血。

但还有几个死硬分子不肯让步。他们不是为了钱,是真的相信铁路会破坏风水。其中一个老秀才甚至写了一篇长文,引经据典地论证铁路是铁蛇入地,断龙脉之兆,在当地广为传播。

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没用,给钱也没用。

我让新军把路障清除了,把偷拆铁轨的人抓了几个,当众杖责。然后在当地张贴告示,说铁路是朝廷的工程,破坏铁路等同于谋反。

杖责的声音传出去之后,剩下的反对者都安静了。

不是被说服了,是被吓住了。

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强制推行会留下隐患,被压下去的不满迟早会以其他形式爆发出来。但我没有时间慢慢说服每一个人——欧洲人在追赶,南洋在等着我去拿,每耽误一天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窗口。

有时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

这句话如果让前世的我听到,大概会嗤之以鼻。但坐在龙椅上二十多年之后,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者都是铁腕人物——因为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你不用铁腕,他们就会用铁腕对付你。

九月底,铁路施工恢复正常。

工程队日夜赶工,每天能铺设十里铁轨。按照这个速度,从南京到广州的铁路预计三年内可以完工。我站在工地上,看着工人们挥汗如雨地工作,听着铁锤敲打铁轨的声音——叮叮当当的,有节奏,像是在敲打着时间的鼓点。

三年。

我等得起。

但欧洲人等不起。

每多一天,他们的蒸汽机就多改进一分。每多一天,他们的联合就多紧密一分。

时间,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最大的盟友。

用好它,我就赢了。

用不好,一切都白费。

我转身离开工地,身后传来工人们的号子声,粗犷而有力:嘿呦——嘿呦——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我坐上马车,车轮碾过土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车厢里很闷,混着汗味和尘土味,但我没有打开窗帘。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着铁路的走向,想着三年后火车从南京开到广州的景象。

那时候,大明的南北将真正连成一体。

那时候,欧洲人就算想来,也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