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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四年七月。

熊廷弼的折子越来越厚。

不是废话多，是事情多。广州和佛山的蒸汽工坊陆续投产，丝绸、瓷器、铁器的产量翻着跟头往上涨。光是七月一个月，佛山的铁器工坊就产出了三万斤精铁，比去年同期多了五倍。广州的丝绸工坊更夸张——一台蒸汽织机顶得上二十个熟练织工，日夜不停地转，织出来的丝绸堆满了仓库。

我翻看着折子里附带的产量报表，指尖划过那些墨迹未干的数字，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这些数字放在前世不算什么，但在这个时代，它们意味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在南方大地上悄然发生。蒸汽机的轰鸣声正在取代手工作坊里叮叮当当的锤击声，效率正在碾压传统，而传统正在痛苦地挣扎。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污染。

虽然熊廷弼已经颁布了排污条例，但执行起来远比想象的难。工坊主们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该偷排还是偷排。佛山有一家铁器工坊，把废渣直接倒进了北江，下游十几里的河水都变成了铁锈色，鱼虾死了一片，沿岸的农田灌溉用水也受了影响。河面上漂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彩色光泽，腥臭味顺着风飘出去好几里地。住在下游的渔民说，早上推开门，那股铁锈混着腐鱼的味道能把人熏得直干呕，连河边的水牛都不肯下去喝水了。

熊廷弼知道之后大怒，亲自带人去查封了那家工坊，把工坊主抓起来打了三十大板，罚银五千两用于赔偿下游百姓。

但这只是一家。两广的蒸汽工坊已经有四十多家，每一家都在排污，只是程度不同。熊廷弼就算长了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

他在折子里写道：臣一人之力，难以遍查数十工坊。请陛下准臣设立专司，招募巡查吏员，专职监督工坊排污。

我批了一个字。然后又想了想，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巡查吏员须从外地调任，不得用本地人，以防官商勾结。每半年轮换一次。这是前世环保督察的经验——查污染的人不能跟被查的人有利益关系，否则查了等于没查。

第二个问题是劳工。

蒸汽工坊需要大量的工人。这些工人从哪里来？从农村来。两广的农民听说工坊的工钱比种地高三倍，纷纷丢下锄头进了城。一时间广州和佛山的人口暴涨，城里到处都是找活干的农民，街头巷尾挤满了操着各地口音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泥土味。城门口每天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乡下来的汉子们扛着铺盖卷，眼巴巴地望着城里工坊烟囱冒出的白烟，那白烟在他们眼里不是污染，是银子。

工坊主们乐坏了——人多，工钱就便宜。他们把工人的工时从每天八个时辰延长到十二个时辰，工钱却不涨反降。工人们住在工坊旁边搭的窝棚里，吃的是最便宜的糙米和咸菜，喝的是工坊排出来的脏水。窝棚是用竹竿和油布胡乱搭的，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漏风漏雨。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棚子里，鼾声、咳嗽声、梦话声搅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的汗味，翻个身都能碰到旁边人的胳膊肘。

有人生病了。有人累死了。有人在蒸汽机旁边打瞌睡，被齿轮绞断了手臂。

这些事情，熊廷弼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忙着整顿吏治、推广工坊，没有精力关注工人的死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工人的妻子跪在他拆掉大门的知府衙门前，哭着说她丈夫在工坊里被蒸汽烫死了，工坊主只赔了二两银子就把人打发了。

那女人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嘶哑得像是嗓子里塞了砂纸，怀里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被母亲的哭声吓到了，也跟着哇哇大哭，两个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衙门前的空地上回荡，围观的百姓都红了眼眶。那女人的衣裳上还沾着她丈夫的血——已经干了，变成了暗褐色的硬块，在七月的烈日下看着触目惊心。

熊廷弼去了那家工坊。

他看到了什么，折子里没有细说。但他用了四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触目惊心。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上奏请求制定劳工保护条例。

奏折上写着：臣在广州、佛山各工坊巡视，见工人劳作之苦，实非人所能忍。日作十二时辰，食不果腹，居无片瓦。伤残者弃之如敝履，死亡者草草掩埋。工坊之利，尽归坊主；工坊之害，尽归工人。长此以往，民怨必沸，祸乱必生。臣请陛下准臣拟定劳工保护条例，限定工时、保障工钱、设立伤残抚恤，以安民心。

我看完这份奏折，沉默了很久。

御书房里只有蜡烛燃烧的声音，烛芯偶尔爆出一个小火花，啪的一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窗外的蝉鸣一阵一阵地传来，聒噪得让人心烦。七月的夜晚闷热潮湿，汗珠从鬓角滑下来，滴在奏折的边角上，洇开了一小片。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丝绸的触感凉滑，但很快又被体温捂热了。

工业革命的阴暗面。

前世的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制造了巨大的苦难。童工、血汗工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这些问题困扰了英国将近一百年，直到工人运动和社会改革才逐渐改善。

我以为我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我错了。

工业化的本质是用机器替代人力，用效率替代公平。只要有利润的驱动，资本就会本能地压榨劳动者。这不是哪个时代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