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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可以做一件前世的英国人花了一百年才做到的事——从一开始就立法保护劳工。

不是因为我比英国人更善良，而是因为我有四百年的历史教训做参考。我知道如果不管，会发生什么——工人起义、社会动荡、革命。这些东西比污染更可怕，因为它们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我拿起朱笔，在熊廷弼的奏折上批了一段话：

准。着廷弼先行拟定条例，在两广试行。条例须包含以下内容：一、工人每日劳作不得超过十个时辰；二、工坊须按月足额发放工钱，不得拖欠克扣；三、工人因工伤残者，工坊须承担医药费用并给予抚恤；四、工人因工死亡者，工坊须赔偿其家属白银五十两；五、十四岁以下幼童不得进入工坊劳作。

写完之后我又看了一遍。

五十两银子。一条人命，五十两银子。

太少了。

但这是这个时代能接受的数字。定得太高，工坊主们会集体抵制，条例就成了废纸。先从五十两开始，以后再慢慢涨。

我又加了一句：此条例为试行，一年后视效果修订。廷弼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但底线不可突破。

朱笔搁下的时候，笔尖在砚台边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我看着那行朱红色的字迹，墨色鲜亮，像是用血写成的。

这份条例，后来被称为万历劳工令。

它是大明历史上第一部劳工保护法令，也是这个时空里第一部劳工保护法令。比前世英国的《工厂法》早了两百多年。

当然，法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

熊廷弼在两广推行劳工令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工坊主们联名上书，说劳工令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影响产出。有几个胆大的甚至直接找到熊廷弼，当面质问他：大人，您这是要逼我们关门吗？

熊廷弼的回答很简单：关门也行。本督帮你们关。

然后他真的关了三家拒不执行劳工令的工坊。关门那天，工坊的大铁门被官兵用铁链锁上，哗啦啦的铁链声在街巷里回响，围观的工人们站在一旁，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有个老工人蹲在墙根底下，抹着眼泪跟旁边的人说：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当官的替咱们说话。

消息传开之后，其他工坊主老实了。

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是因为他们怕熊廷弼。这个人说到做到，从不含糊。跟他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

十一月，熊廷弼的年终报告送到了京城。

臣到任半年，两广工坊产值增长三倍，税收增长两倍。劳工令试行两月，工人逃亡率下降六成，工伤事故减少四成。广州、佛山已成南方工业重镇，丝绸、瓷器、铁器通过海路销往南洋、印度、波斯，月入白银十万两以上。

月入白银十万两。

这个数字让我眼前一亮。

十万两白银，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两。这笔钱足够养活一支万人规模的远征军。如果产量继续增长，两三年之后，南方的工业收入就能覆盖远征欧洲的大部分军费。

我放下折子，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十一月的京城，天黑得很早，不到酉时天就擦黑了。远处的宫墙上挂着灯笼，橘黄色的光在风中摇晃，像是一只只半睁半闭的眼睛。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子干燥的寒意，我不自觉地裹紧了身上的貂裘。炭盆里的炭火烧得通红，偶尔发出噼啪的轻响，一股淡淡的松木香气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南方的工业，终于起步了。

虽然问题很多，虽然代价不小，但方向是对的。

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