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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五年正月。
新年的爆竹声还没散尽,李贽就递了一份折子进来。
不是通过内阁递的,是通过大明日报的专用渠道直接送到御书房的。大明日报是我一手创办的官方报纸,李贽是主编。这个渠道是我特意留的后门——报社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绕过内阁直接报给我。
折子很短,只有几行字:
臣李贽叩首:臣近日招入一名女编辑,姓柳名如是,浙江嘉兴人。此女才华横溢,文笔犀利,臣以为可堪大用。然女子入报社任职,恐招非议。臣请陛下示下。
柳如是。
我放下折子,愣了好一会儿。
前世的历史上,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才女,秦淮八艳之一。她的诗词文章在当时就广为传诵,后来嫁给了大学士钱谦益。清军南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试了试水说水太凉,柳如是自己要跳却被拦住了。
一个比男人更有骨气的女人。
但在这个时空里,历史已经面目全非。没有清军南下,没有秦淮八艳,柳如是的命运也完全不同。她不是歌妓,而是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在我推行的新学教育体系下,女子也可以入学读书。
李贽能看上她,说明这个女人确实有本事。李贽是什么人?那是连孔子都敢骂的狂人,能入他法眼的人凤毛麟角。
准了。我在折子上批了两个字。
然后又加了一句:女子入报社任职,是好事,不是坏事。谁敢非议,让他来找朕。
折子批完之后我没有太放在心上。一个女编辑而已,大明日报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了去了,我不可能每件都盯着。
但三月的时候,我改变了看法。
那天早上,王福照例把当天的大明日报送到御书房。我一边吃早饭一边翻看——这是我多年的习惯,通过报纸了解民间的动态。
翻到第三版的时候,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
文章的标题是《论工坊之利与工人之苦》。
作者:柳如是。
我放下筷子,认真地看了起来。
文章不长,大约一千字。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
她写的是广州工坊的劳工问题。她没有用那种文绉绉的八股腔调,而是用最朴素的白话文,一件一件地列举事实——某某工坊的工人每天劳作十二个时辰,工钱只有三十文;某某工坊的女工在蒸汽机旁边被烫伤了手臂,工坊主只赔了五百文就把人赶走了;某某工坊的童工年仅十岁,每天搬运比自己还重的铁块,累得直不起腰。
然后她问了一个问题:
工坊之利,利在何处?利在坊主之腰包。工坊之苦,苦在何人?苦在工人之血汗。朝廷推行工业,本为富国强兵。然若富了国却苦了民,强了兵却伤了人,此等富强,与暴秦何异?
与暴秦何异。
这五个字让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在骂谁?骂工坊主?骂地方官?还是在骂我?
都在骂。
而且骂得有道理。
熊廷弼的劳工令已经颁布了,但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广州和佛山的大工坊还好,有人盯着,不敢太过分。但那些小工坊、偏远地方的工坊,劳工令就是一纸空文。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工坊主该怎么压榨还是怎么压榨。
柳如是的文章,把这些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而且是摆到了全天下人的面前——大明日报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十万份,京城、南京、广州、杭州,到处都有人在看。
我把报纸放下,叫来了王福。
去查一下,这个柳如是是什么来头。
王福去了。半个时辰后回来,带了一份简单的履历。
柳如是,万历十五年生,浙江嘉兴人。父亲是个穷秀才,在新学学堂教书。柳如是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十四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十八岁时被李贽的一篇文章吸引,千里迢迢跑到京城找李贽拜师。李贽考了她三天,最后收下了她。
李贽怎么评价她的?我问。
王福翻了翻手里的纸条:李大人说——此女之才,不在臣之下。臣老矣,大明日报的将来,或许要靠她了。
不在臣之下。
李贽这个人,狂傲了一辈子,从来不夸人。他说柳如是的才华不在他之下,这个评价高得吓人。
还有呢?
还有一件事。王福犹豫了一下,柳姑娘的文章发出去之后,广州那边有几个工坊主联名写信给报社,要求撤稿。说柳姑娘的文章歪曲事实、煽动民怨,威胁要告到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