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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

我写了一篇文章。

不是圣旨，不是诏书，是一篇发表在大明日报上的文章。

御笔亲撰。

文章的标题是《告天下臣民书——论菲律宾华人之血》。

我花了三天时间写这篇文章。不是因为写不出来，而是因为我需要在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真心是有的。

菲律宾华人被屠杀的事，我一直记着。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屠杀了两万多华人。两万多条人命，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他们的尸体被扔进河里，河水被染成了红色，三天三夜没有退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筹备南洋战略。消息传到京城，我在御书房里坐了一整夜，一个字都没说。

王福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在门外听到了一声很轻的叹息。

不是叹息。

是咬牙的声音。

两万多人。

他们是大明的子民。他们漂洋过海去菲律宾讨生活，种地、做工、经商。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唯一的就是他们是中国人。

西班牙人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谁。

这种仇恨，是刻在骨头里的。

但我也知道，光有仇恨不够。仇恨可以让人冲动，但不能让人理智。远征欧洲需要的不是冲动，是冷静的计算和周密的准备。

所以我需要把仇恨变成工具。

把真心的愤怒，变成精心计算的舆论武器。

文章的第一段，我写的是事实。

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屠杀我大明子民两万余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此等暴行，天理难容，人神共愤。

事实。冰冷的、残酷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事实。

第二段，我写的是细节。

据幸存者述：屠杀始于十月三日黎明。西班牙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华人，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即杀。有母亲抱着婴儿跪地求饶，被一刀劈成两半。有老人拄着拐杖逃跑，被马蹄踏碎了头颅。有少女被凌辱之后割喉弃尸。有商人把毕生积蓄献出求活，银子被收走之后人还是被杀了。

这些细节，有一部分是暗卫从幸存者口中收集的真实证词，有一部分是我根据前世看过的历史资料补充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真的。

我写这些细节的时候，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

即使过了三年，即使我已经用理智压住了情绪，但每次想到那些画面，我的手还是会抖。

前世的我是个工程师，见过的最惨烈的场面不过是工地上的事故。但穿越之后，我见过的死人比前世一辈子见过的都多。可菲律宾的事不一样——那不是战场上的死亡，不是天灾造成的伤亡，那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是一群拿着刀枪的人，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一个一个地杀。

这种事，不管过了多少年，想起来都会让人浑身发冷。

第三段，我写的是质问。

朕问天下：大明子民之血，可以白流乎？大明子民之命，可以不偿乎？两万余人之冤魂，可以无人伸张乎？

朕再问天下：若今日不报此仇，明日西人再屠我子民，朕何以面对天下？何以面对列祖列宗？何以面对那两万余冤魂？

第四段，我写的是决心。

朕在此昭告天下：大明子民的血债，必须用血来偿。无论凶手逃到天涯海角，朕必追之、讨之、灭之。此非朕一人之仇，乃天下之仇。此非一时之怒，乃千秋之义。

写完之后，我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第一遍，我是以皇帝的身份读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帝王的威严和愤怒。

第二遍，我是以穿越者的身份读的。我在心里冷静地分析着每一段话的效果——哪些话能激起民愤，哪些话能凝聚人心，哪些话能为远征提供正当性。

第三遍，我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读的。

读到那些细节的时候，我的眼眶湿了。

不是演的。

是真的。

两万多条人命。每一条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有家人，有梦想，有喜怒哀乐。他们不该死。

我的愤怒有几分真心？

说实话，至少有七分。

剩下的三分，是算计。

我需要一个理由。远征欧洲需要一个正义的理由——不是为了征服，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复仇。复仇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理由，因为它诉诸的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血债血偿。

菲律宾的血债，恰好提供了这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