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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分真心和三分算计,搅在一起,分不清彼此。就像墨汁滴进水里,黑色和透明纠缠在一起,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虚伪。
也许算。
但我不在乎。
文章在三月十五日的大明日报上发表。
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当天,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篇文章。茶馆里的说书人把文章改编成了段子,添油加醋地讲述菲律宾华人被屠杀的惨状,说到动情处拍案而起,听众们跟着红了眼眶。酒楼里的食客们拍着桌子骂西班牙人,骂得唾沫横飞,碗碟被震得叮当作响。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念报纸,有人听,念到有母亲抱着婴儿跪地求饶那一句的时候,人群里总会响起一阵低低的咒骂声和抽泣声。
第二天,征兵处前面排起了长队。
不是朝廷征兵——朝廷还没有正式宣布远征。是百姓自发地跑到征兵处,要求参军。
打西班牙人!给咱们的同胞报仇!
皇上说了,血债血偿!俺要去!
俺家有个亲戚就在菲律宾被杀了!俺要报仇!
征兵处的官员们被吓了一跳——他们还没接到征兵的命令,突然涌来这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年轻的书吏被挤到了墙角,帽子都被挤掉了,扯着嗓子喊排队排队,但没人听他的。
消息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正在御书房里喝茶。
我放下茶碗,笑了。
舆论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一篇文章,就点燃了整个大明的怒火。
但我知道,怒火是需要控制的。烧得太旺会伤到自己,烧得太弱又起不到效果。我需要让这把火保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温度——足够热,能让百姓支持远征;又不至于太热,导致失控。
告诉征兵处,我对方从哲说,先登记,不要拒绝任何人。但正式征兵要等朕的命令。
臣明白。
还有,让大明日报继续跟进报道。但不要再发煽情的文章了——接下来要发的是理性的分析,告诉百姓远征需要什么准备、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让他们知道,复仇不是一时冲动的事,是需要周密计划的大事。
方从哲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看着窗外的春光。
三月的京城,柳树发芽了,嫩绿色的柳条在风中摇曳,像是在跳舞。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清新得让人想深呼吸。
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卖糖葫芦的吆喝声。
和平的声音。
但和平之下,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转动了。
我的文章点燃了民意,民意将推动远征。远征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而世界格局的改变将决定大明——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这一切,始于一篇文章。
始于两万多条冤魂。
始于我心中那七分真心的愤怒。
和三分冷静的算计。
我拿起朱笔,在桌上的一张白纸上写了一行字:
以仇为矛,以义为盾。
然后把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跟那些写着不可轻敌分化瓦解的纸放在一起。
抽屉里的纸越来越多了。
每一张纸上都写着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决策。
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千万人的命运。
这就是皇帝的重量。
我关上抽屉,继续批折子。
窗外的柳条还在风中摇曳,阳光透过嫩绿的叶子,在窗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晃一晃的,像是有人在窗外举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灯。
远处的吆喝声渐渐远了,孩子们的笑声也听不到了。
御书房里只剩下朱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我自己的呼吸声。
很安静。
安静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