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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七年九月。

地中海。

舰队再次出动。

这一次的目标是意大利。

郑森率铁甲舰编队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沿地中海北岸向东推进。六艘铁甲舰、十二艘蒸汽巡洋舰、八十艘木帆战船，排成长长的纵队，在蓝色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钢铁和白帆交织的线。消息是郑森出发前派快船送来的，信纸上还带着海水的咸腥味，边角被潮气浸得微微发皱。我把信凑近鼻子闻了闻，那股咸味让我想起前世在青岛出差时站在栈桥上吹海风的感觉——潮湿、辽阔、带着一丝腥甜。

我没有随舰队出发。

我留在马德里，通过快船传递的信件遥控指挥。电报线还没有铺到地中海西部，通信有三到五天的延迟。

这让我很不舒服。

三到五天的延迟，意味着我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是过去时。郑森发来的战报，我看到的时候战斗可能已经结束了。我发出的命令，到达郑森手里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完全变了。前世当工程师的时候，我习惯了即时通讯——微信、邮件、视频会议，信息的传递几乎是零延迟的。而现在，我坐在马德里的王宫里，和前线之间隔着三到五天的信息黑洞，这种感觉就像蒙着眼睛下棋。

但我没有办法。

电报线需要时间铺设，而战争不等人。

所以我给了郑森全权——在意大利方向，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郑森没有让我失望。

舰队沿着地中海北岸推进的过程中，沿途的意大利城邦反应各异。

热那亚——这个曾经的海上共和国——在看到铁甲舰之后，立刻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友好合作。他们的使者带着一船橄榄油和葡萄酒来到旗舰上，笑容满面地表示热那亚愿意为大明舰队提供补给和港口。郑森在信里描述了那个使者的样子——矮胖，秃顶，满脸堆笑，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像是在搓一团看不见的面团。

商人就是商人。他们不在乎谁统治世界，只在乎谁能让他们赚钱。前世的历史也是这样——热那亚人给十字军当过银行家，给奥斯曼帝国当过贸易中间商，给西班牙王室当过债主。谁强跟谁，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哲学。

那不勒斯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那不勒斯是西班牙的属地，守军拒绝投降，在港口布置了火炮和障碍物。郑森没有客气，铁甲舰在港口外开了三轮炮，把港口的防御工事炸成了碎片。然后陆战队登陆，半天之内控制了整座城市。郑森的信里写得很简洁，但我能想象那个场面——铁甲舰的炮口喷出橘红色的火焰，炮弹呼啸着划过海面，砸在石砌的防御工事上，碎石飞溅，烟尘弥漫，守军在爆炸声中四散奔逃。那种声音，隔着几里地都能听到，轰隆轰隆的，像是天神在发怒。

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这些意大利城邦在得知那不勒斯陷落后，纷纷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和平解决。

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堆城邦的集合体。他们之间的矛盾比他们和大明之间的矛盾还大。让他们联合起来抵抗大明，比让猫和狗联合起来抵抗老虎还难。前世学世界史的时候，我就知道意大利的统一要等到十九世纪加里波第的时代，在那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城邦们互相倾轧了几百年，谁也不服谁。

这正是我想要的。

分而治之。

各个击破。

但罗马不一样。

罗马是教皇的地盘。

教皇保罗五世在发布通谕之后，把罗马变成了一座堡垒。他从意大利各地征召了五千名士兵，加上教廷自己的瑞士卫队，总共约六千人驻守罗马。城墙上架设了火炮，城门前挖了壕沟，街道上设置了路障。

教皇还做了一件更狠的事——他宣布，任何攻击罗马的人，将被逐出教会，永世不得赎罪。

这在欧洲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被逐出教会意味着死后灵魂将堕入地狱。这比死亡更可怕。

但对我来说，这个威胁毫无意义。

我不是基督徒。

我的士兵也不是。

我是一个被核弹炸死后穿越到明朝的工程师，我信的是物理定律和数学公式。教皇的绝罚令对我来说，就像是有人威胁要把我从一个我从未加入过的俱乐部里开除——毫无意义。

郑森的舰队在十月初抵达了罗马以西的奥斯提亚港。

奥斯提亚是罗马的出海口，一个小港口，没有什么防御力量。舰队轻松控制了港口，然后郑森按照我的指示，没有立刻进攻罗马，而是派了一个使者进城。

使者是影七的人，一个会说流利意大利语的暗卫。他带着我的亲笔信，骑马进入了罗马城。据后来暗卫的回报，使者骑马穿过罗马街道的时候，两旁的百姓都躲在窗户后面偷看，街上空荡荡的，只有马蹄踩在石板路上的哒哒声在狭窄的巷子里回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味——不是具体的什么味道，而是那种人群恐惧时散发出的、汗液和焦虑混合的酸涩气息。

信的内容很简单：

致教皇保罗五世陛下：

大明皇帝致意。

朕无意与教廷为敌。朕尊重基督教信仰，保证在大明控制的所有领土上，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不受侵犯。教堂不会被关闭，教士不会被迫害，信众不会被强迫改变信仰。

但教廷必须停止煽动抵抗。通谕必须撤回。

朕给教皇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之后，如果教廷不撤回通谕，朕的舰队将封锁罗马的所有出海口，切断罗马的粮食供应。

朕对一座教堂没有兴趣。但朕不会容忍任何人利用宗教来对抗大明。

大明皇帝朱翊钧

万历三十七年十月

信送进去之后，我在马德里等消息。

等了五天——三天给教皇考虑，两天给信使往返。

这五天是难熬的。我白天在书房里处理各地送来的军报和政务，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马德里王宫的床很大，大到一个人睡在上面会觉得空旷，丝绸被褥滑腻而冰凉，贴在皮肤上有一种不真实的触感。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听到王宫走廊里巡逻卫兵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沉闷而规律，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在摆动。

第五天，消息回来了。

教皇拒绝了。

他的回信很短，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