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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正月初三，我踏进了梵蒂冈。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不是怕什么——三万铁骑就在城外，谁敢动我？紧张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前世作为历史爱好者的、近乎朝圣般的激动。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的穹顶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这些东西我在前世只在屏幕上见过。大学的时候选修了一门西方艺术史，教授在投影仪上放了一张《创造亚当》的高清图片，我盯着看了整整一节课，看到下课铃响了都没反应过来。

现在我要亲眼看到了。

不是作为游客，是作为征服者。

梵蒂冈的大门是敞开的。教皇卫队列队两侧，那些条纹制服在阳光下花花绿绿的，像是马戏团的演员。但他们手里的长戟磨得锃亮，刃口泛着寒光，不是摆设。他们的眼神也不是摆设——每一双眼睛都紧紧盯着我们，瞳孔里映着警惕和不甘。

我穿的是大明天子的冕服，十二旒冕冠，玄衣纁裳，前后各六道旒珠垂下来，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地响。这身行头重得要命，压得我肩膀酸疼，但今天必须穿——这是两个文明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排场不能输。冕服的丝绸在阳光下泛着一层幽深的光泽，玄色的底子上绣着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每一针每一线都是大明最好的绣娘花了三个月绣出来的。

陈九走在我身后三步，手按刀柄，目光像鹰一样扫视着四周。他身后是二十名亲卫，清一色黑甲，脚步声整齐划一，咚咚咚咚的，在梵蒂冈的石板路上敲出沉闷的回响。那声音在两排石柱之间来回弹，像是一面看不见的鼓在有节奏地敲打。

圣彼得广场比我想象的要大。前世看照片的时候觉得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广场，但站在里面才知道——这个广场能装下好几万人。椭圆形的广场被两排巨大的石柱环绕，每根柱子都有三人合抱那么粗，表面光滑如镜，摸上去冰凉的，带着一种石头特有的沉重感。柱子顶上站着一排圣人的雕像，姿态各异，有的举着十字架，有的捧着书，有的张开双臂，在晨光中投下长长的影子。广场中央是一座方尖碑，高耸入云，据说是从埃及运来的——罗马人两千年前就干过这种事，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当装饰。

现在轮到我了。

我在方尖碑前停了一下，仰头看了看。碑身上刻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经过两千年的风吹日晒已经模糊了，但还能隐约看出一些鸟和蛇的图案。风从广场上吹过，带着一股石头和泥土的干燥气味，吹得我冕冠上的旒珠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叮当声。

走吧。我说。

西斯廷教堂比我想象的要小。

不，不是小——是紧凑。长方形的空间，两侧是壁画，头顶是穹顶。但当我抬起头的那一刻，所有关于大小的概念都消失了。

穹顶上是《创世纪》。

上帝伸出手指，亚当伸出手指，两根手指之间隔着一道缝隙——那道缝隙里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色彩浓烈而沉郁，人物的肌肉线条有力得像是要从天花板上跳下来。光线从高处的窗户射进来，斜斜地切过穹顶，把壁画分成明暗两半，明的那半金光灿烂，暗的那半深沉如海。

我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脖子酸了也不想低下来。前世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些色彩，和亲眼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屏幕上的色彩是平的，是死的。而真实的壁画是活的——颜料在石灰底子上渗透了五百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质感，像是有生命在里面呼吸。

教堂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远处某个角落里蜡烛燃烧的噼啪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焚香味，甜腻而沉闷，混着老旧石头的潮湿气息。那种气味很厚，像是一层看不见的帷幕，把教堂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陛下。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转过身，看到了教皇。

保罗五世。一个瘦小的老人，穿着白色的教皇袍，头上戴着三重冕。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那种亮是信仰的亮，是一种我不太理解但不得不尊重的东西。

他身边站着贝拉尔米诺，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红衣主教。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恐惧，有好奇，有敌意，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敬畏。红衣主教们的袍子在烛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是凝固了的血。

请坐。教皇用拉丁语说，翻译官立刻转译。他伸手指了指教堂一侧的两把椅子，椅子是临时搬来的，一把朝东，一把朝西，面对面摆着。

我坐下了。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坐上去咯吱响了一声。教皇坐在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大约三步的距离。

沉默。

很长的沉默。教堂里只有蜡烛的噼啪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鸽子咕咕声。我仰头看着穹顶上的壁画，教皇也仰头看着。两个人就这么仰着头，谁也不说话，像是两个在博物馆里偶遇的游客。

东方的皇帝。教皇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头顶的上帝，你信什么？

翻译官把这句话译过来。我低下头，看着教皇的眼睛。

朕信天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