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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国内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过来了。

不是一般的奏折——是加急的、八百里加急的、恨不得把字刻在炮弹上射过来的那种。电报房的译员一天到晚不停地抄写，铜制电键敲得噼啪作响，像是一群啄木鸟在疯狂地啄树干。抄完一份递上来，还没看完下一份又来了。那些薄薄的电报纸摞在一起，散发着油墨和汗水混合的酸涩气味，每一张都带着国内焦灼的温度。

我坐在舱房里，面前堆了一尺多高的电报抄件，每一份都在说同一件事——钱不够了。舱房的窗户半开着，地中海咸腥的海风吹进来，把最上面几张电报纸吹得哗哗作响。我用镇纸压住，继续往下看。前世我在公司做项目经理的时候，最怕看到的就是财务部发来的预算超支邮件，没想到穿越成了皇帝，这种噩梦不但没消失，反而放大了一万倍。

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奏折最长，也最直白。他在奏折里列了一张表，把远征军的开支算得清清楚楚：

……远征军每月粮草消耗折银十二万两，弹药消耗折银八万两，战舰维护折银五万两，将士饷银十五万两，随军民夫工匠工钱三万两，补给船队运费十万两，合计每月五十三万两。远征至今已逾一年半，累计支出已达九百余万两，占国库年收入四成有余。若继续以此速度消耗，国库将在一年内见底……

我把奏折放下，揉了揉太阳穴。指尖按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里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像是有个小锤子在里面敲。

四成。国库收入的四成都砸在了远征上。这个数字比我预想的要高——我原本以为三成就够了，但地中海的消耗战把成本推高了整整一成。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我记得西班牙帝国就是被无休止的战争拖垮的，菲利普二世打了半辈子仗，最后国库空空如也，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现在我走的路，和他何其相似。这个念头让我后背一阵发凉，像是有人往我脊梁骨上浇了一瓢冷水。

万岁爷，方阁老的电报。王福又递上来一份。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好。电报纸递到我手里的时候还带着体温，王福的手指微微发抖——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国库见底这四个字他是认得的。

方从哲。内阁首辅。这个人平时说话滑不溜手，从来不得罪人，但这次的电报措辞异常强硬：

……臣冒死直言，远征已超出国力承受极限。江南商税加征三成，商人怨声载道，已有数家大商号关门歇业。两淮盐税亦已透支明年份额。若再不控制开支，恐生内乱……

内乱。方从哲用了这个词。这个老狐狸从来不说重话，他说，意思就是已经有苗头了。我认识方从哲这么多年，他是那种能把你要完蛋了形势尚有可为的人。现在他连冒死直言都用上了，说明国内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我把电报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地中海的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得刺眼，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是撒了一层碎金子。远处有几艘补给船正在靠港，桅杆上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隐约能听到水手们喊号子的声音。这一切和国内那些焦头烂额的奏折形成了荒诞的对比——外面是蓝天碧海，桌上是山穷水尽。

王福。

奴婢在。

给方从哲回电——朕知道了。着户部再从江南商税中拨银五十万两充军费，分三个月征收。另外，告诉方从哲，远征是国策，不容动摇。让他想办法开源，而不是跟朕哭穷。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连自己都觉得像是在演戏。王福应了一声，退下去拟电报了。他的脚步声在木质甲板上咚咚地响，越来越远，最后被舱门关上的吱呀声截断。

我继续站在窗前，心里却在翻江倒海。

方从哲说得对。远征的开支确实太大了。但我不能停——不是不愿意停，是不能停。我已经打下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现在撤军，这些地方立刻就会反叛。到时候不但前功尽弃，还会让欧洲人看到大明的软弱，以后再想打就更难了。前世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拿破仑远征俄国，去的时候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回来的时候只剩几万残兵。我不会犯他那样的错误，但我也不能假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骑虎难下。

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只赶不走的苍蝇。我伸手摸了摸窗框，石头的窗框被太阳晒得发烫，粗糙的表面硌着我的手掌，那种微微的刺痛反而让我清醒了一些。

下午，又来了一批奏折。这次不是户部的，是兵部的。

兵部尚书的奏折说，远征军的兵员补充跟不上了。出发时十万人，一年半下来战死、病死、伤残、逃亡，减员已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内征兵困难，因为百姓都知道远征军去的是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九死一生，没人愿意去。奏折的末尾还附了一份各省征兵完成率的表格，最高的也不过六成，最低的只有两成——那是云南，本来就地广人稀，还要往万里之外送人，老百姓跑得比兔子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