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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把陈九叫来，把教皇的事告诉了他。

舱房里的油灯换了新的灯芯，火苗比白天亮了一些，但依然不够明亮。陈九坐在我对面，脸上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硬朗，像是用刀刻出来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服，领口处有一块不太明显的油渍——他大概是从军械库直接过来的。

陈九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意料之中。

你早就知道？

不是知道，是猜到了。他的声音平平的，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教皇是全欧洲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他不可能真心臣服于一个异教徒皇帝。他签协议只是权宜之计，等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一定会反。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朕？我的语气里带了一丝不悦。

末将提醒过。陈九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上个月末将说过，教会的煽动在抵消怀柔政策的效果。陛下当时说了一句该死的神父，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愣了一下。他说得对，我确实说过那句话，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当时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游击队和补给线上，忽略了教会这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天我正在看前线的战报，一份接一份，看得头昏脑涨，陈九的提醒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朕疏忽了。我承认，声音有些干涩。

陛下不是疏忽，是不想面对。陈九的声音没有升高，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人，教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是文明的问题。陛下可以用火炮打败他们的军队，但打不败他们的信仰。一千多年的信仰，不是几门炮就能摧毁的。

我沉默了。

他说得对。信仰这个东西，是我最不擅长对付的。我前世是个工程师，相信的是数据和逻辑。桥梁的承重、隧道的坡度、混凝土的配比——这些东西都有标准答案，算对了就是对了，算错了就是错了。但信仰不讲数据，不讲逻辑，它讲的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力量——你可以嘲笑它，但你不能忽视它。前世我是个无神论者，到了这个时代依然是。但我不得不承认，信仰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它能让一个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能让一个母亲把儿子送上战场，能让一个人笑着走向死亡。这种力量，不是火炮能对抗的。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手指不自觉地揉着太阳穴。一整天的坏消息让我的头隐隐作痛。

两个字——时间。陈九说，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又放下了。茶早就凉了，但他似乎不在意。信仰不是一天建立的，也不是一天能摧毁的。陛下需要的是时间——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慢慢地改变他们。开放贸易，推广教育，让他们接触大明的文化和思想。等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长大了，信仰自然就淡了。

几十年？我苦笑了一声，朕等不了几十年。

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就算老天爷开恩让我活到七十，也只剩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够改变一个文明的信仰吗？前世的历史告诉我，不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扎根用了三百年，伊斯兰教在中东扩张用了一百年。我想用二十年改变欧洲的信仰，简直是痴人说梦。

所以末将说，陛下的征服欲太盛了。陈九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他的目光从茶杯上移开，落在我脸上，那目光里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淡淡的忧虑。

又是这句话。

我没有接话。舱房里安静了很久，只有窗外海浪的声音和远处军营里隐约传来的号角声。号角声低沉而悠长，在夜风中断断续续的，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呻吟。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和舱房里木头的陈旧气息，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我已经习惯了。三年了，这股味道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行了，你去吧。我挥了挥手。

陈九站起来，朝我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路的姿势和来的时候一样，腰板挺得笔直，步伐沉稳有力，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门开了又关上，一阵夜风趁机溜了进来，带着十月地中海特有的凉意，吹得油灯的火苗猛地一晃。

我一个人坐在舱房里，盯着桌上那份教皇通谕的抄件，心里五味杂陈。纸上的拉丁文字迹工整而优美，每一个字母都写得一丝不苟——这是教廷书记官的手笔，专业、冷静、不带一丝感情。但这些优美的字母组合在一起，说的却是要把我赶出欧洲、赶回东方去。

合天下为一家，止干戈于永世。

我的军旗上写着这句话。但现在，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我连一个教皇都搞不定，还谈什么合天下为一家？前世有句话说得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的理想是统一世界，现实是一个穿白袍子的老头发了一纸通谕，就能让我的占领区鸡犬不宁。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冷冷的，像一层薄薄的霜铺在桌面上。远处的教堂钟声响了，沉闷而悠长，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嘲笑我。那钟声穿过夜色，穿过海风，穿过军营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直传到我的耳朵里，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

当——当——当——

我数了数，十二下。午夜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教皇的圣战，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