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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国内的催促变成了哀嚎。

不是一个人在哀嚎——是整个朝廷。电报房的译员已经从一天抄三份变成了一天抄十几份，每一份都在说同一件事：撑不住了。那些电报纸摞在一起，散发着油墨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像是一堆浸了苦胆汁的废纸。

方从哲的电报最直白：臣再三恳请陛下体恤国力。远征已逾两年，国库存银不足三百万两，仅够维持半年。江南商税加征五成，商人罢市者已有数十家。两淮盐商联名上书，称再加税则盐业崩溃。臣非危言耸听，实乃国事如此。

我能想象方从哲写这份电报时的样子——这个老头子大概是咬着牙、红着眼写的。他是首辅，国家的管家，管家告诉主人家底快见底了，这种话说出来，比挨一顿板子还难受。

户部尚书赵世卿的电报更惨：……今年秋粮尚未入库，而远征军的粮草已预支至明年三月。各省督抚纷纷来函，称地方粮仓已空，若遇灾荒将无粮赈济。臣伏地叩首，请陛下三思。

伏地叩首四个字，我盯着看了很久。赵世卿是个硬骨头，当年我推行税改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的人。能让这样一个人写出伏地叩首这种话，说明事情真的严重了。

兵部的电报也来了：……征兵令已下达三月，应征者寥寥。各卫所兵闻远征二字如避蛇蝎，逃兵日增。上月强征新兵三千，途中逃亡过半，实到者不足一千五百。且多为老弱，堪用者十不足三。

我把这些电报一份一份看完，放在桌上，摞成了一小堆。纸张边角已经卷起来了，有的还沾着电报房译员的指纹——他们抄写的时候手心大概也在出汗。

舱房里很安静。窗外传来海浪的声音，哗——哗——哗——，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数我还剩多少时间。桌上的油灯火苗纹丝不动，空气沉闷得像是凝固了。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汗味，混着军服上洗不掉的硝烟气息——这股味道已经跟了我两年多了，像是长在了皮肤里。

前世做工程师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那是在西北修一条隧道，工期过半，甲方突然说资金链断了，要停工。我当时急得三天没睡觉，到处找钱、找关系、找替代方案。最后硬是撑过去了，隧道通了，我也瘦了十斤。但那次的压力和现在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次断的是工程款，这次断的是一个帝国的血脉。

王福。

奴婢在。他的声音从门边传来，轻而快，像是一直在那里等着。

给方从哲回电。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假。告诉他，朕已知国事艰难。着户部从江南商税中再拨银一百万两充军费，分六个月征收。另，着工部在南洋开设新的矿场，以矿产收入补充军费。

王福应了一声，提笔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过，那声音在安静的舱房里格外清晰。

还有。我补了一句，告诉方从哲，远征是国策，不容动摇。朕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若有人敢动摇军心，朕绝不姑息。

王福的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他没有抬头，但我看到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大概觉得这句话太重了。烛光映在他低垂的脸上，我看到他的嘴角紧紧抿着，像是在忍住什么话。

但我不在乎重不重。我需要后方稳住，哪怕是用威胁的方式。前世有句话叫胡萝卜加大棒，我刚才给了胡萝卜——拨银子、开矿场，现在该给大棒了。方从哲是聪明人，他会把这句话传出去，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掂量掂量。

王福写完了，把纸递给我过目。我扫了一眼，点了点头。他收好纸，躬身退了出去。门关上的一瞬间，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和低语声——大概是电报房的人在等着拿稿子。

下午，我召集了军事会议，讨论兵员补充的问题。

会议在旗舰的作战室里开，房间不大，挤了十几个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皮革味和铁锈味。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标注着我们已经占领的城市和据点。地图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被人用铁钉重新钉了回去，钉子上生了一层薄薄的锈。

国内征不到兵了。我开门见山，从现在起，我们要靠自己。

将领们面面相觑。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挪了挪屁股，椅子在木地板上发出吱嘎的响声。陈九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水早就凉透了，但他似乎没有喝的打算。

陈九之前提过雇佣欧洲兵的方案，朕已经批了。我继续说，目前已经雇了三千名意大利雇佣兵和两千名西班牙雇佣兵，用来守城和维持秩序。但这还不够。

陛下的意思是？李将军问。他的脸晒得黝黑，嘴唇干裂，眼角的皱纹比两年前深了不少——地中海的阳光和海风不饶人。

扩大雇佣规模。我说，在占领区招募当地人，训练成辅助部队。不需要他们上前线打硬仗，只需要他们守城、巡逻、押运补给。把大明的正规军腾出来，集中用于进攻。

这个思路其实不新鲜。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我就知道罗马帝国干过同样的事——用辅助军团来弥补公民兵的不足。大英帝国也干过——印度兵、廓尔喀兵、非洲兵，替大英帝国打了半个地球。以夷制夷，古今中外都是这个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