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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回帐篷，坐在桌前，盯着地图。王福端了一碗茶过来，我接过去喝了一口——凉的，不知道放了多久，茶叶的苦涩味在舌尖上散开，带着一丝铁锈般的回甘。帐篷里的空气闷热而浑浊，弥漫着墨汁、蜡烛和汗水混合的气味。蜡烛的火苗在微风中摇曳，在地图上投下跳动的光影。巴黎的位置在塞纳河的一个弯道上，北面是平原，南面是丘陵，东面和西面都是开阔地。法军的防线集中在南面——因为我们是从南面来的。

北面呢？我忽然问。

陈九走到地图前，看了看。他的影子投在地图上，遮住了半个法兰西。北面没有防线。法军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在南面了。

为什么？

因为北面是他们的后方，他们不认为我们能绕到北面去。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从巴黎以南，向东绕过城市，然后从北面迂回。指尖触到羊皮纸的粗糙表面，能感觉到墨迹微微凸起的纹理。这条路很长，至少要走五天，而且要穿过法军控制的区域。

太冒险了。陈九摇了摇头，绕到北面需要五天，这五天里如果被法军发现，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

那就不让他们发现。我说，你带一万精锐，轻装急行军，五天之内绕到巴黎北面。朕在南面继续佯攻，牵制法军的注意力。

陈九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帐篷外面传来巡逻兵换岗的脚步声，整齐而机械，咔咔咔地踩过去，然后渐渐远了。蜡烛的火苗噼啪响了一声，一滴蜡油顺着烛身滑下来，凝固在铜烛台上。

陛下，这是在赌。

朕说过，朕这辈子赌过很多次，每次都赢了。

陈九没有再说什么。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出帐篷的时候，门帘被风掀起来，一缕凉风灌进来，吹得蜡烛的火苗猛地一晃。我看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帐篷外面的暮色中——笔直的、沉默的、像一把竖着的刀。

我一个人站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炮声。轰隆轰隆的，像是天在打雷。每一声炮响，都意味着有人在死。炮声的间隙里，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喊杀声和惨叫声，断断续续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音。

朕不能输。我低声说，朕输不起。

我走到地图前，盯着巴黎的位置。三次强攻，两千五百人，换来的只是一堆尸体和一个教训——正面硬打是行不通的。

陈九说得对。我自言自语，得换个打法。

我拿起炭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巴黎以南，向东绕过城市，然后从北面迂回。炭笔在羊皮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蚕在啃桑叶。这条路很长，至少要走五天，而且要穿过法军控制的区域。但如果成功了，就能切断巴黎和北方的联系，把法军困在城里。

风险很大。分兵之后，南面的兵力只剩四万，要面对法军五万人的防线。如果法军趁我分兵的时候发动反击，南面就可能被击溃。

但不冒险就只能继续用人命填。

我前世做工程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桥梁项目——常规方案工期太长，预算不够，最后我提了一个非常规的施工方案，所有人都说太冒险，但最后成功了。那次赌赢了，赚了一笔奖金。这次赌的不是奖金，是几万人的命，是整个远征的成败。但道理是一样的——当所有常规方案都行不通的时候，非常规方案就是唯一的方案。

赌一把。我把炭笔放下，明天让陈九来，朕有话跟他说。

帐篷外面的炮声还在继续，轰隆轰隆的，像是永远不会停。远处的巴黎城在炮火的映照下忽明忽暗，城墙上的法军旗帜在硝烟中若隐若现。那面蓝底白百合花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在火光中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卷起，像是一只垂死挣扎的蝴蝶。

我坐回椅子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全是数字——两千五百人，三次强攻，三道防线，五万法军。这些数字像一群蚂蚁在我的脑子里爬来爬去，怎么也赶不走。椅子的扶手被我的手汗浸得滑腻腻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那是疲劳和焦虑的信号。

朕不能输。我又说了一遍。

窗外的天空被炮火映成了橙红色，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