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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年正月，丹麦的冬天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冬营建在丹麦南部的一个小镇上，镇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一串拗口的丹麦语，舌头打三个结都念不出来。镇上的居民早就跑光了，留下了一片空荡荡的石头房子和几座教堂。风从北面吹过来，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整个镇子在哀嚎。街道两旁的房屋门窗紧闭，有些门板被风吹得一开一合，吱呀吱呀地响，像是有人在不停地敲门，但永远没有人来开。

我们把石头房子改成了营房，教堂改成了仓库和医院。士兵们挤在房子里，生着火，裹着棉被，勉强能活。但勉强能活活得好是两回事。石头房子的墙壁冰凉刺骨，手掌贴上去的一瞬间就会被粘住，像是被胶水粘在了冰块上。墙角的缝隙里结着厚厚的霜花，白色的冰晶在火光中闪着微弱的光，像是一朵朵冻结的花。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石头味、烟火味和人体的汗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气息，浓稠而沉闷，让人喘不过气。

每天都有人冻伤。

军医帐篷——不，军医教堂——里挤满了冻伤的士兵。他们的手指、脚趾、耳朵、鼻子，冻得发黑发紫，有的已经坏死了。军医用锯子截掉坏死的手指和脚趾，锯子在骨头上来回拉的声音嘎吱嘎吱的，混着伤兵的惨叫声，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像是地狱里的交响乐。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把外面的光线过滤成了斑斓的色块，红的、蓝的、金的，洒在伤兵们扭曲的脸上，形成一种诡异的美感——圣洁的光芒照在血肉模糊的伤口上，像是上帝在冷眼旁观人间的苦难。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草药味和腐肉的臭味，浓烈得让人作呕。我前世在医院里闻过消毒水的味道，那是干净的、冰冷的；但这里的味道是脏的、热的，裹着人的痛苦和绝望。

陛下，今天又有三十七人截肢。军医官来报告的时候，脸色比外面的雪还白，其中十二人截了手指，十五人截了脚趾，八人截了整只脚，两人截了小腿。

我听着这些数字，胃里一阵翻涌。

还有多少人能战斗？

能拿得动武器的，大约两万三千人。其余的要么冻伤了，要么病了，要么……他没有说完。

要么死了。

开战以来，我们在丹麦没有和瑞典人打过一场像样的仗，但已经减员了将近七千人。其中战死的不到五百，其余全是冻伤、冻死、病死的。

七千人。被天气杀的。

我前世学过一点气象学的皮毛——工程项目要考虑气候因素，这是基本功。我知道人体在零下二十度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暖措施，核心体温会在几个小时内降到危险水平。体温降到三十五度以下就是低温症，降到三十度以下就会失去意识，降到二十五度以下就是死亡。这些数字在前世只是教科书上的知识点，现在却变成了每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少掉的那些名字。

陛下，末将请求暂缓北欧攻势。陈九在军事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请求。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但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压抑着什么。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关节微微泛白，像是在用力攥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理由？

将士们撑不住了。他说，南方来的兵，从来没见过这种天气。零下二十度，呼出的气在脸上结成冰，尿出来还没落地就冻成了冰柱。他们的棉衣不够厚，靴子不够暖，帐篷不够密。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人再也起不来了——冻死在睡梦中。

帐篷里安静了。将领们低着头，没有人说话。教堂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从门缝里挤进来一丝冷气，像是一根无形的手指在每个人的后脖颈上划过。蜡烛的火苗被这丝冷气吹得歪了一下，在桌面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朕知道。我说，声音很低。

陛下知道，但陛下还是要打。陈九看着我，末将想问陛下一句话——值得吗？

值得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扎进了我心里。

七千人。七千条命。换来了什么？一个丹麦南部的小镇，几座空荡荡的石头房子，和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暂缓。我终于说了，等春天再打。

陈九点了点头，没有说末将早就说过了之类的话。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是站起来，朝我行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外面的寒风裹着雪花涌了进来，打在我的脸上，冰凉刺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像是一个句号。

接下来的两个月是我远征以来最难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