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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年八月，枫丹白露的阴影还没有散去，但日耳曼的好消息接踵而来。

我不得不把注意力从枫丹白露转回日耳曼——战争不会因为一场败仗就停下来。三千人死了，但还有七万人在等着我的命令。

每次想到那三千人，我的胸口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闷的，喘不上气。前世在工地上见过事故——塌方、坠落、触电——每一次都让我好几天吃不下饭。而现在，三千条人命变成了一份电报上的数字，我看完之后还要继续批阅下一份文件。这种感觉让我害怕——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自己对死亡越来越麻木。

但我不能停下来。

陛下，日耳曼的宗教分化策略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阿七在巴黎的卢浮宫里向我汇报，声音还是那么低那么哑，但语气里有一丝难得的轻快。

卢浮宫的书房很大，天花板高得离谱，上面画着一幅巨大的壁画——好像是什么希腊神话的场景，裸体的神仙们在云端嬉戏。阳光从高大的落地窗照进来，在大理石地面上投下一片片金色的光斑。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旧书和蜡烛的气息——这座宫殿虽然华丽，但毕竟是几百年的老建筑了，骨子里透着一股陈旧。

新教诸邦已经全部倒向大明。二十三个邦国，总兵力五万三千人，全部接受了大明的指挥。天主教阵营方面，巴伐利亚公爵已经秘密同意中立，解散了天主教联盟军队的大部分。奥地利大公也传来消息，说只要大明不越过多瑙河，他就不会干涉日耳曼的事务。

也就是说，日耳曼基本上拿下了？

基本上。阿七点了点头，剩下的几个天主教小邦国不成气候，可以慢慢收拾。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敲了敲。椅子是法式的，扶手上包着天鹅绒，摸上去柔软而滑腻，和日耳曼营帐里那把硬邦邦的橡木椅子完全不同。

暗卫的宗教分化策略确实是这次远征中最成功的一步棋。不费一兵一卒——好吧，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日耳曼的大半个版图收入囊中。新教诸邦心甘情愿地倒向大明，天主教诸邦被迫中立，整个日耳曼不战而定。

此计可抵十万大军。我说。

阿七微微低了低头，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他的嘴角动了一下——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大概也有虚荣心。

前世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诸葛亮舌战群儒、火烧赤壁，靠的不是兵力而是智谋。我一直觉得那是小说家的夸张，真实的战争哪有那么浪漫。但现在我发现，有时候一个好的策略确实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暗卫在日耳曼做的事情，本质上和诸葛亮联吴抗曹是一个道理——找到敌人内部的裂缝，然后把它撕开。

陛下，末将有一个建议。阿七说，趁热打铁，在日耳曼推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只是口头上说，要落到实处——颁布正式的法令，保障新教和天主教的平等地位，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迫害。

为什么？

因为新教诸邦倒向大明，不是因为他们爱大明，是因为他们恨天主教。如果大明只保护新教而打压天主教，天主教徒就会成为新的反抗力量。但如果大明一视同仁，新教徒会觉得大明公正，天主教徒也不会觉得被迫害。两边都不闹事，占领区就稳了。

我看了阿七一眼。这个人越来越不像刺客了，倒像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他说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前世学过的一个概念——包容性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说，一个国家的成败取决于它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还是榨取性的。包容性制度让所有人都有参与的机会，榨取性制度只让少数人获利。宗教宽容令本质上就是一种包容性制度——让所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自己被尊重，从而减少反抗的动力。

当然，阿七不可能知道什么阿西莫格鲁，他的判断完全来自实战经验。但殊途同归，好的策略不需要理论支撑，实践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点了点头，起草一份宗教宽容令，以朕的名义颁布。内容就是你说的——新教天主教一视同仁，禁止宗教迫害，保障信仰自由。

属下这就去办。

阿七走了。他的脚步声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回响，渐渐远去，最后被厚重的橡木门关上的声音截断——咔嗒一声，干脆利落。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巴黎的街景——塞纳河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河两岸的房屋和教堂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沉闷而悠长，一下一下的。钟声在空气中震荡，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心弦，让人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河面上有几只小船在缓缓移动，船桨划水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哗——哗——，节奏舒缓而从容。

宗教宽容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