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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在前世的欧洲历史上要等到很久以后才出现——法国的南特敕令是1598年颁布的，但后来又被废除了。真正的宗教宽容要等到启蒙运动之后。

现在，我要在1612年的欧洲颁布一份宗教宽容令。比历史上早了一百多年。

这会改变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份法令不是因为我有多开明，而是因为我需要稳定。占领区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宗教矛盾太尖锐了。如果不用宗教宽容来安抚各方，我就要用军队来镇压——而我的军队已经不够用了。

宗教宽容不是目的，是手段。我低声对自己说。

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但这就是现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位置上，我没有资格当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只能当一个实用主义者——什么管用就用什么，什么能稳住局面就用什么。

窗外的钟声还在响，一下一下的，沉闷而固执。晚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塞纳河的水腥气和远处面包房飘来的麦香，拂过我的脸颊，凉丝丝的。我伸手摸了摸窗框，石头的触感冰凉而粗粝，上面有几道细小的裂纹——岁月的痕迹。

我转身回到桌前，继续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报告。

宗教宽容令在日耳曼的效果出乎我的意料。

新教诸邦自然是欢天喜地——他们终于有了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来保障自己的信仰自由。但让我意外的是，天主教诸邦的反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

陛下，巴伐利亚公爵对宗教宽容令的评价是可以接受阿七汇报，他说，只要大明不强迫天主教徒改信新教，他就不反对。

奥地利呢？

奥地利大公没有公开表态，但私下里对暗卫的人说了一句话——东方皇帝比教皇聪明

我笑了。比教皇聪明——这大概是一个天主教君主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

这句话让我想起前世一个段子——最高级的夸奖不是说你好，而是说你比我的偶像还好。对于一个天主教君主来说，教皇就是他的，说我比教皇聪明，这评价确实够高了。

宗教宽容令的颁布让占领区的秩序迅速稳定下来。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减少了，游击队的活动也明显减弱了——因为游击队的主要煽动力量是教会，而现在教会没有理由再煽动了。

街头巷尾的气氛也在悄然变化。暗卫的报告里提到，日耳曼的集市上开始出现大明的商品——丝绸、瓷器、茶叶。当地的商人们发现，和大明做生意比和天主教联盟打仗划算得多。利益，永远是最好的黏合剂。

陛下的这步棋，走得妙。陈九在一封电报中说。

这是他在枫丹白露事件后发来的第一封非军事电报。我看着那个字，心里五味杂陈。

陈威还在法军手里。陈九没有提他的儿子，一个字都没有提。

但我知道他在想。

我把电报放在桌上，用手掌压住，纸张在掌心下微微发皱。窗外的钟声终于停了，巴黎的夜晚安静下来，只剩下远处塞纳河的水声和偶尔传来的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的咕噜声。

陈威的事，我会解决的。

但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