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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前世看过一部纪录片，讲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鼎盛时期号称百万之众，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裹挟的农民，他们不懂什么天父天兄，只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跟着造反。白莲教大概也是一样——李凤仙的旗号能吸引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她的教义有多高明，而是因为百姓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而百姓们的日子为什么过不下去？因为我在远征欧洲，加重了赋税，抽调了兵力，疏于治理地方。

说到底，白莲教的叛乱，有我一份。

传令方从哲。我对通讯兵说。投降的教众，甄别之后，普通百姓一律释放，发给路费遣返原籍。坛主以上的头目押送京城审判。不得滥杀。

通讯兵退了出去。他的靴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咔咔的声响，在空旷的书房里回荡了几秒才消散。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陈九的话又在脑子里响了起来：陛下，臣不能看着陛下变成禽兽。

我睁开眼睛，苦笑了一下。

不会了。至少在对待自己的百姓这件事上，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白莲教的叛乱虽然平定了，但它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叛乱本身更严重——远征欧洲的代价正在由国内的百姓承担。加重的赋税、空虚的兵力、疏于治理的地方——这些才是白莲教能够壮大的根本原因。

我需要在征服欧洲和治理国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但这个平衡在哪里，我还不知道。

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目光在欧洲和大明之间来回移动。地图上的两片大陆被一条蜿蜒的海岸线隔开，中间是浩瀚的大洋。从巴黎到北京，直线距离超过八千公里。八千公里——前世坐飞机不过十个小时，而在这个时代，一封电报要走海底电缆，一支军队要走半年。

两个战场，一个皇帝。

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军队是有限的，我的国库是有限的。但我的野心似乎是无限的。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转身走回书桌前，拿起笔，开始给方从哲写一封长信。信的内容不是关于白莲教的善后，而是关于国内的治理——减免三省赋税、安置流民、修缮水利、恢复生产。

这些事情不如打仗那么轰轰烈烈，但可能比打仗更重要。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和窗外的鸟叫声交织在一起。墨汁的气味淡淡的，混着纸张的清香，让人的心绪渐渐沉静下来。我写了很久，写到手腕发酸，写到窗外的阳光从书桌的左边移到了右边。

巴黎的六月很美。但我的心不在巴黎。

我的心在万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在那些被战火和叛乱蹂躏过的田野和村庄里。

那里的百姓们不知道他们的皇帝正坐在一座法兰西的宫殿里，用一支毛笔写着关于他们命运的文字。他们只知道日子很苦，赋税很重，官兵来了又走了，白莲教来了又散了，而他们的庄稼还在地里等着收割。

我欠他们的。

这笔债，迟早要还。

我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窗外的鸟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取而代之的是远处街道上马车经过的辘辘声和小贩的叫卖声——巴黎的傍晚总是这样热闹。夕阳的余晖把书房染成了一片暖橘色，地图上的大明版图在这片暖光中显得格外辽阔。

我看着那片版图，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等着我。

等我处理完欧洲的事，我就回来。

回来好好治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