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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

噩耗从京城传来。

电报是方从哲亲自发的，只有短短一行字：工坊元老赵德昌于正月初三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赵德昌。

老赵。

我看着电报上的字，手指慢慢攥紧了纸的边缘。纸被攥出了褶皱，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电报纸很薄，粗糙的纤维在指腹下微微刺手，上面的字是电报员用蘸水笔抄录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有一个字被我的指纹蹭花了。

书房里很安静。窗外传来巴黎正月的风声，呜呜的，带着刺骨的寒意，从窗缝里挤进来，像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在脸上割。炭火在铜盆里烧得噼啪作响，偶尔有一块炭裂开，迸出几粒火星，在昏暗的书房里划出短暂的橙红色弧线。但我觉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里。那种冷不是天气带来的，是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像是有人在我胸腔里塞了一块冰。

老赵死了。

我把电报放在桌上，双手撑着桌面，低下头。桌面是硬木的，冰凉光滑，手掌按上去能感觉到木纹的纹理。我盯着桌面上的木纹看了很久，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在我眼前慢慢模糊了。

脑子里像是被人按了一个开关，记忆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万历八年。我十八岁。在紫禁城后面的一间破旧工坊里，我画了第一张蒸汽机的草图。那张图画得很粗糙，因为我前世是搞土木的，对机械只懂个大概原理。图纸上到处是涂改的痕迹，比例也不对，看起来像一个小孩的涂鸦。工坊里弥漫着铁锈和炭灰的气味，光线昏暗，只有几盏油灯在角落里摇摇晃晃地亮着，把我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但老赵看懂了。

他那时候四十出头，是工部的一个普通铁匠，手艺好但没什么名气。我让王福把他找来的时候，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紧张得说话都结巴。他的膝盖磕在砖地上，咚咚咚三声，沉闷而有力。

万……万岁爷，小人……小人赵德昌，工部铁匠……

起来。我把图纸递给他。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出来。

他接过图纸，看了很久。我注意到他看图纸的时候，眼睛里的紧张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很熟悉的光——那是工匠看到好东西时特有的光，是好奇、兴奋和跃跃欲试混在一起的光。他的手指沿着图纸上的线条慢慢移动，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铁锈，指腹上全是老茧和烫伤的疤痕。

万岁爷，这个……这个东西，是用火烧水，水变成气，气推动这个……这个轮子？

妙啊。他的声音不结巴了，眼睛亮得像两盏灯。万岁爷，这个东西要是做出来，能顶一百头牛！

从那天起，老赵就成了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一台蒸汽机，是他带着十几个工匠，在那间破旧的工坊里，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做出来的。两年里他几乎没有回过家，吃住都在工坊里，手上的烫伤和锤伤从来没断过。工坊里整天响着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嘶嘶的淬火声和工匠们粗犷的吆喝声，空气中永远弥漫着铁水、煤烟和汗水混合的气味。那种气味我至今还记得——浓烈、粗粝、带着一股蛮荒的力量感，像是文明正在从蛮荒中被锤打出来。

我记得第一台蒸汽机点火的那天。

锅炉里的水烧开了，蒸汽从管道里涌出来，推动活塞开始运动。活塞带动飞轮，飞轮开始转——咔嚓、咔嚓、咔嚓——那声音粗糙而沉重，像一头刚刚苏醒的巨兽在喘息。蒸汽从泄压阀里喷出来，发出尖锐的嘶嘶声，热气扑在脸上，带着一股铁锈和机油的味道。整个工坊都在微微震动，脚下的砖地传来有节奏的颤抖，像是大地的心跳。

老赵站在蒸汽机旁边，满脸油污和汗水，咧着嘴笑。他的门牙缺了一颗——被飞溅的铁屑崩掉的——笑起来有点傻，但那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笑容。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滚下来，在油污的脸上冲出几道浅色的沟壑。

万岁爷！转了！转了！他喊着，声音被蒸汽机的轰鸣声盖过了一半，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是万历十年的事。

三十二年前。

三十二年里，老赵从一个普通铁匠变成了大明工坊体系的元老。蒸汽机、火铳、铁甲舰、电报机——每一项改变了大明命运的发明，背后都有老赵的身影。他不是发明者——发明者是我，或者说是我脑子里那些来自未来的知识。但他是把图纸变成实物的人，是那个用双手把未来从纸上搬到现实中的人。

没有老赵，就没有大明的工业革命。

没有大明的工业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而现在，他死了。

七十二岁。在这个时代算是高寿了。但我还是觉得太早了。前世的工程师们六十五岁退休，还能再活二三十年。但这是明朝，医疗条件有限，七十二岁已经是老天爷格外开恩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有那么多图纸没画完，还有那么多东西想让他做——内燃机、发电机、无线电——这些东西我脑子里都有，但没有老赵，谁来把它们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