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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三月。

老赵的死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扇一直紧锁着的门。

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挂满了画像——那些曾经陪伴过我的人。

戚继光。万历三十二年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是我的第一任军事导师，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军队。他死的时候我在京城，亲自去送了他最后一程。他躺在棺材里，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雨丝细密如针，打在灵堂的瓦片上沙沙作响。我站在棺材前看了他很久，想起他第一次教我看阵图的时候，用粗糙的手指在沙盘上划出一道道线，声音洪亮得像打雷：万岁爷，打仗不是蛮干，是算账！那个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但发出那个声音的人已经化成了一抔黄土。

张居正。万历十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他是我穿越后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复杂——亦师亦友亦对手——但不可否认，没有他打下的基础，我什么都做不了。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御书房里坐了一整夜，面前摆着他最后一道奏折，墨迹未干。奏折上的字迹已经歪歪扭扭了，不复往日的刚劲有力，但每一个字都写得认真，像是在用最后的力气交代后事。空气中弥漫着蜡烛燃烧的气味，烛泪一滴一滴地落在铜烛台上，凝固成一朵朵白色的花。

王福。万历三十五年病逝，享年六十三岁。我的第一个太监总管，陪了我二十五年。他走路像猫，说话又尖又细，但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御书房里坐了一整夜。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手指冰凉而干枯，像一截枯树枝，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万岁爷，老奴伺候您这么多年，值了。值了。这些跟了我一辈子的人，临死前说的都是同一个字——值。可我觉得不值。他们把一辈子都给了我，我给了他们什么？一个封号？一份俸禄？这些东西和一条命比起来，算什么？

还有很多人。工坊里的老师傅们，军中的老将们，朝堂上的老臣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地从树上飘下来。每走一个人，我心里就空一块。那些空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了一片，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

现在轮到了老赵。

我站在卢浮宫的阳台上，看着巴黎三月的天空。春天来了，天空终于不再是灰蒙蒙的了，露出了一片淡蓝色。塞纳河两岸的树木开始抽芽，嫩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是有人在枝头挂满了翡翠。远处传来鸟叫声，叽叽喳喳的，热闹得很。河面上有几只野鸭在游水，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泥土味和嫩草的青涩气息，混合着塞纳河水特有的微腥。

但我觉得孤独。

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不是那种一个人待着的孤独——我身边有阿七、有陈九、有十二万大军、有整个大明帝国。我不缺人。

我缺的是那些懂我的人。

戚继光懂我。他知道我不只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一个背负着改变历史使命的人。他从来不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只是默默地帮我把那些知识变成现实。有一次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提到了线膛枪这个词，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万岁爷脑子里的东西，老臣这辈子也学不完。那个笑容里没有疑惑，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坦然的接受。

老赵懂我。他不知道我是穿越者，但他知道我画的那些图纸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从来不问为什么，只是埋头去做。做出来了就笑，做不出来就再试。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发电机的草图给他，他看了半天，挠着头说：万岁爷，这个东西小人看不太懂，但小人试试。然后他真的试了，试了三年，虽然最后没有完全成功，但已经做出了一个能发出微弱电流的原型机。

这些人都走了。

现在还在我身边的，只有陈九和阿七。

陈九……自从屠城之后，他和我之间就隔了一层什么东西。那层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都能感觉到。它像一层薄冰，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踩上去就会发出细微的咔嚓声。他还是忠诚的，还是能干的，但那种无条件的信任——那种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信任——已经不在了。

阿七还是老样子。沉默、忠诚、高效。但阿七是暗卫，暗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是主仆，不是朋友。他可以为我去死，但他不会和我喝酒聊天。他的世界里只有任务和使命，没有闲聊和感慨。

我突然很想喝酒。

阿七。

属下在。他的声音从阳台门口传来，低哑而平稳，像是一块石头落在棉花上。

去弄一壶酒来。

什么酒？

随便。

阿七去了，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陶壶和一个杯子。酒是法兰西的葡萄酒，红色的，倒在杯子里像血。酒液在杯中微微晃动，映着阳光，泛出一层暗红色的光泽。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酸。涩。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果香味。和大明的黄酒完全不一样。黄酒是温润的、绵长的，像一个老朋友的拥抱。这葡萄酒却是锋利的、直接的，像一把刀子划过舌头，留下一道酸涩的痕迹。

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下。杯底在石栏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阿七，你跟了朕多少年了？

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