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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八月。

从多佛尔到伦敦，一百多公里的路，陈九走了整整一个月。

不是因为路远，是因为英国人的抵抗太顽强了。

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桥梁、每一片树林，都可能藏着英军的伏兵。英国人不像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那样在正面战场上和大明硬碰硬——他们学聪明了，用的是游击战术。

这让我想起了前世读过的那些抗日战争的故事。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中国人民用这些战术把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打得焦头烂额。现在风水轮流转，英国人用同样的战术来对付大明军队。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只是角色互换了。

白天，大明军队沿着大路推进，看不到一个英国兵。路两边的村庄空空荡荡，房门大开，锅灶还是温的，灶台上的铁锅里甚至还留着半锅没吃完的燕麦粥，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但人都跑了。鸡笼里的鸡还在咯咯叫，牛棚里的牛还在哞哞地反刍，只有人不见了。这种空荡荡的寂静比枪炮声更让人不安。

到了夜里，英军就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涂着泥巴，在黑暗中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接近大明的营地。然后突然开枪、放火、扔手雷，打完就跑，消失在夜色中。枪声在夜空中炸响，噼啪噼啪，像是有人在放鞭炮。火光照亮了营地的一角，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抓起武器就往外冲，但等他们冲出帐篷，英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几具尸体、几处火堆，和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

陈九的电报一天比一天焦躁。

英军在伦敦外围构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在坎特伯雷，利用城墙和教堂作为据点；第二道在梅德斯通，利用河流和丘陵地形；第三道在格林威治，紧靠泰晤士河南岸。每一道防线都有正规军和民兵混合防守，总兵力约五万人。

五万人。

英国动员了全部的力量。正规军、民兵、志愿者，甚至连大学生和教会的修士都拿起了武器。德雷克二世在伦敦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所有英国人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为了英格兰而战。

这篇演说的效果是惊人的。

暗卫报告说，演说之后，伦敦的征兵站前排起了长队。老人、少年、甚至女人都来报名参军。一个七十岁的老兵拄着拐杖来到征兵站，说他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打过西班牙人，现在要再打一次东方人。

我读到这段报告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这个七十岁的老兵让我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至暗时刻》，丘吉尔在地铁里遇到的那些普通伦敦市民，他们的眼神里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不屈。英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倔强，这种倔强让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会放弃。

英国人的抵抗意志，远超其他欧洲国家。

法兰西人在巴黎陷落后就基本放弃了正面抵抗，只剩下零星的游击队。日耳曼人更是一盘散沙，各邦国各自为战，很快就被各个击破。西班牙人虽然顽强，但国力衰弱，撑不了多久。

但英国不一样。

英国是一个岛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们打败过西班牙无敌舰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殖民地遍布全球。他们不相信自己会被征服——尤其是被一个来自东方的帝国征服。这种自信深入骨髓，不是几场败仗就能打掉的。

陈九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坎特伯雷之战打了五天。英军利用坎特伯雷大教堂作为核心据点，在教堂周围构筑了密密麻麻的工事。陈九不想炮轰教堂——那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圣地之一，炸了它等于把所有基督徒都推到对立面。但不炸教堂就攻不下坎特伯雷。

这个两难让我想起了前世美军在伊拉克的困境——你不能炸清真寺，但敌人偏偏躲在清真寺里。宗教建筑是最好的盾牌，因为进攻方不敢动它，而防守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它。

最后陈九选择了围而不攻，切断了坎特伯雷的补给线，饿了英军三天之后，守军才投降。投降的时候，英军士兵一个个面黄肌瘦，嘴唇干裂，走路都打晃。但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屈辱，只有疲惫。陈九在电报里说，受降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把佩剑递过来，手在发抖，但腰板挺得笔直。陈九接过佩剑，还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