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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
调查的结果越来越让我心寒。
加莱的冬天比京城更阴冷。不是那种干燥的冷，而是一种湿漉漉的、渗进骨头缝里的冷。指挥部的壁炉里烧着木柴，火焰噼啪作响，橘红色的光映在墙壁上跳动着，但那点热量似乎永远暖不透这间石头砌成的房间。空气里弥漫着松木燃烧的清香和壁炉烟灰的焦味，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至少比外面的海腥味强一些。石墙上挂着几幅法兰西人留下的油画，画框的金漆已经斑驳了，画面上是一些田园风光——绿色的牧场、白色的羊群、蓝色的天空。和窗外灰蒙蒙的现实比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阿七在澳门抓获的那名耶稣会传教士——一个叫安东尼奥的意大利人——在审讯中交代了大量情报。他的供词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割开了我以为坚不可摧的安全网。
安东尼奥交代，耶稣会在大明的情报活动从未中断。阿七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但我能听出平稳暗甲边缘——即便是在指挥部里汇报工作，他也从不卸甲。利玛窦死后，他的工作由后继者接手。目前在大明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共有十七人，其中至少五人承担着情报收集任务。
五个人。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一股说不清的苦涩。壁炉里的木柴突然爆了一声，火星四溅，有一颗落在石板地上，明灭了几下就熄了。
是。他们分布在京城、南京、杭州、广州和澳门，各有各的情报收集方向。京城的两人负责军事技术，南京的一人负责经济情报，杭州的一人负责造船技术，广州的一人负责贸易和航线情报。
五个人，五座城市，五个方向。像一张蛛网，把大明最核心的机密全部笼罩在内。前世看谍战剧的时候，总觉得那些情报网络的设计太夸张了，哪有那么精密的布局。现在看来，现实比电视剧更离谱。前世在军工厂的时候，保卫处的老张头常说一句话：你以为间谍都是电影里那种拿枪的？真正的间谍就是你隔壁工位上天天跟你借打火机的那个人。当时我笑他多疑，现在想来，老张头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他们的情报怎么传出去的？
和利玛窦一样，通过澳门到果阿再到罗马的邮路。但他们比利玛窦更谨慎——情报被分散在普通的学术论文和宗教书信中，用密码加密，即使被截获也很难识别。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椅子在石板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加莱十二月的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碎的雪花。海面上波涛汹涌，灰色的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拍打着码头，发出沉闷的轰响。雪花落在窗玻璃上，化成一道道细小的水痕，模糊了窗外的景色。我伸手触了触窗玻璃，冰凉刺骨，指尖瞬间就被冻得发红。玻璃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我的手指在上面划过，留下一道透明的痕迹，透过这道痕迹可以看到码头上几个裹着厚棉衣的士兵正在巡逻，他们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团白雾。
还有一件事。阿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比刚才更低了。低到几乎被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盖过。
我转过身。
阿七的表情变了。不是变得紧张或者激动——他这个人从来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而是变得更加凝重了，像是石头上又压了一块石头。他的嘴唇微微抿着，下颌的肌肉绷得很紧，喉结动了一下，像是在吞咽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
陛下身边的翻译官——费尔南多。
我愣住了。
费尔南多。
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炸开了。像前世那颗终结了我生命的核弹一样，在意识深处炸出一片白光。耳朵里嗡嗡作响，壁炉的噼啪声、窗外的海浪声、风声——所有的声音都在一瞬间变得遥远而模糊。
费尔南多是我在欧洲的首席翻译官。他是一个葡萄牙人，在澳门长大，精通中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远征军到达欧洲后，他一直担任我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翻译工作。
我信任他。
非常信任。
他参加过无数次军事会议，翻译过无数份机密文件，接触过大量的军事情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因为他的工作无可挑剔，翻译准确、态度恭敬、从不多嘴多舌。
每次会议结束后，他都会安安静静地收拾好文件，恭恭敬敬地行个礼，然后退出去。他的存在感很低，低到你几乎会忘记他在场——而这恰恰是一个间谍最需要的品质。
我甚至记得有一次在马德里，军事会议开到深夜，所有人都累得不行了，费尔南多还在一丝不苟地翻译最后一份文件。我让他先去休息，他微微一笑，说：陛下还没休息，臣怎么能先走。那个笑容温和而真诚，我当时心里还想——这是个好人。
好人。
多么讽刺。
但他是耶稣会的人。
安东尼奥说，费尔南多是耶稣会在远征军中的最高级别情报员。阿七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一颗一颗地钉进我的太阳穴。他从远征军出发的第一天起，就在向耶稣会传递军事情报——兵力部署、进军路线、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信息，都通过秘密渠道传回了罗马。
我的手在身侧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那种尖锐的刺痛反而让我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壁炉里的火光映在阿七脸上，他的表情像一块铁板——冷硬、平整、没有一丝多余的纹路。
证据呢？
安东尼奥提供了费尔南多和耶稣会之间的通信密码。属下用这个密码破译了费尔南多近三年来发出的所有信件——全部是情报。阿七从袖中取出一叠纸，放在桌上。纸张落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这是破译后的原文。
我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