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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二月。

我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从加莱到多佛尔，坐的是郑森的旗舰定远号。定远号在海峡之战中伤痕累累——舰桥修了一半，主桅换了新的，左舷的装甲上还留着几个没来得及修补的弹孔。但它还能跑，蒸汽机的轰鸣声依然沉稳有力，像一头受了伤但不肯倒下的老牛。

甲板上的铁板被海风吹得冰凉，我的手扶在栏杆上，金属的寒意透过手套渗进指尖。脚下的甲板微微震动着，那是蒸汽机运转的节奏，均匀而有力，从脚底一直传到膝盖。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海风扯成一条长长的灰色飘带，拖在船尾，带着一股煤烟和机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让我想起前世在工厂里的日子——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工程师，每天和机器打交道，身上总是沾着一股机油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海峡很平静。二月的海面上没有风浪，灰蓝色的海水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很难想象，几个月前这片海面上曾经发生过那样惨烈的战斗。海水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我知道，在这片海面着一股咸腥的气息，冷冽而清新。海鸥在船的上方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偶尔俯冲下来，在海面上叼起一条银色的小鱼，然后振翅飞走。

多佛尔白崖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我站在甲板上，看着那道白色的崖壁越来越近，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征服者的豪情，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空虚。前世看英国的旅游宣传片，多佛尔白崖总是作为英国的象征出现在画面里，配着激昂的音乐和深情的旁白。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它，它确实很壮观——白色的石灰岩崖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一面巨大的白色屏障，把英国和欧洲大陆隔开。但此刻，这面屏障已经不再是阻隔，而是一道被我跨过的门槛。

从多佛尔到伦敦，走的是陆路。沿途的景象让我沉默了很久——被炮火摧毁的村庄、被炸断的桥梁、路边的弹坑和焦黑的树桩。偶尔能看到几个英国平民在废墟中翻找什么东西，他们看到大明军队的旗帜就赶紧躲开，眼神里带着恐惧和仇恨。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一堵断墙后面探出头来，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迅速缩了回去。孩子在她怀里哭了一声，很快就被捂住了嘴。那一声哭泣在冬日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尖锐，像一根细针扎进了我的耳朵。

和法兰西一样。

和日耳曼一样。

到处都是恐惧和仇恨。

路边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泥土的腥味、焦木的苦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腐败气息。马车的轮子碾过坑洼不平的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每一下都震得我的老骨头隐隐作痛。

我到达伦敦的时候是下午。

陈九在城门口迎接我。他穿着铠甲，左肩上缠着绷带——登陆时被子弹擦伤的伤口还没好利索。他的脸比上次见面时又瘦了一圈，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眼神还是那么亮。铠甲上有几道新的划痕，在阳光下泛着暗淡的金属光泽。

陛下。他行了个礼。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好几天没怎么说话了。

辛苦了。我说。

他没有接话，只是转身在前面带路。

我们穿过伦敦的街道，走向白金汉宫。街道上很安静，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偶尔能看到几个行人匆匆走过。大明士兵在街角站岗，手持火铳，面无表情。我们的马蹄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嗒嗒嗒嗒，清脆而孤寂。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完好，但窗户都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是一排排紧闭的眼睛，不愿意看外面的世界。

白金汉宫到了。

宫门大开，门口站着两排大明士兵。我走进去，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那间金碧辉煌的大厅。

水晶吊灯。丝绒窗帘。大理石地板。墙上的油画和挂毯。高大的窗户，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片明亮的光斑。天花板上的彩绘壁画描绘着希腊神话的场景——宙斯、雅典娜、阿波罗——那些西方的神灵在穹顶上俯视着我，表情或庄严或冷漠。壁画的色彩经过岁月的沉淀，已经不再鲜艳，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画师的功力。金色的石膏线条沿着天花板的边缘蜿蜒，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我在大厅中央站定，缓缓环顾四周。

这是英国国王的宫殿。几百年来，英国的国王和女王们在这里举行加冕典礼、接见外国使节、举办盛大的宴会。伊丽莎白一世在这里接见过德雷克，詹姆斯一世在这里签署了降书。

现在，我站在这里。

一个来自东方的皇帝，站在英国国王的宫殿里。

大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空气中浮动着细小的灰尘颗粒，在阳光的光柱中缓缓旋转，像是无数微小的金色星辰。我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了蜂蜡地板的甜味、丝绒窗帘上陈年灰尘的干涩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玫瑰花香——大概是从某个角落里的花瓶中飘来的，花早已枯萎了，但香气还残留着。

我想起了紫禁城。

紫禁城的太和殿，红墙黄瓦，庄严肃穆。白金汉宫的大厅，金碧辉煌，华丽奢靡。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太和殿的地面是金砖铺就的，踩上去有一种温润的、沉稳的触感；白金汉宫的地面是大理石的，冰凉而光滑，脚步声在上面回响得格外清脆。太和殿的空气里有一股檀香和朱漆的味道，厚重而沉静；白金汉宫的空气里是蜂蜡和花香，轻盈而浮华。

但现在，它们都属于我。

朕现在拥有两座宫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