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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两？郑森翻了翻桌上的账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去年的利润是多少？三百万两白银。你们拿出五十万两来当岁贡，连零头都不到。

扬·彼得松的微笑终于有了一丝裂痕。郑将军，岁贡是象征性的，不是掠夺性的。如果岁贡太高，荷兰的商人们会觉得合作不划算，到时候他们宁可选择抵抗。

抵抗？郑森笑了。扬先生，你们荷兰的军队有多少人？三万？大明在欧洲的驻军有十二万。你觉得抵抗的结果会是什么？

扬·彼得松沉默了。

最后的结果是岁贡一百万两白银，分四季缴纳，每季二十五万两。

谈判的最后一天，双方在所有条款上达成了一致。扬·彼得松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站起来，朝郑森伸出了手。

郑将军，合作愉快。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既没有屈辱，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种纯粹的、职业性的平静。

郑森握了握他的手。合作愉快。但我提醒你一句——协议是纸上的东西，执行才是真的。如果荷兰人不守规矩，大明的军队随时可以来提醒你们。

扬·彼得松的微笑又回来了。当然。我们荷兰人最守规矩了——只要规矩对我们有利。

郑森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阿七说，两个人握手的时候，力道都不小——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像是在用手掌进行最后一轮无声的较量。握完手之后，扬·彼得松转身走出会议室，他的皮鞋踩在走廊的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节奏不紧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个荷兰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失态过，哪怕在最不利的条款面前，他也只是微笑着点头。这种人，让人佩服，也让人警惕。

谈判结束后，郑森把协议书送到了我面前。

我仔细看了一遍，点了点头。协议书的纸张上还残留着墨水未干的气味，混合着火漆封印的蜡香。我的手指在纸面上滑过，感受着荷兰亚麻纸光滑而厚实的质地。每一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模糊的措辞——荷兰人做生意，确实是一把好手。

不错。我说。郑森谈得很好。

陛下过奖。郑森站在我面前，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的左臂上的绷带已经换了新的，白色的纱布在军服的深蓝色衬托下格外醒目。荷兰人很精明，但他们的底牌太少了。一个没有军队的商人，在谈判桌上是没有筹码的。

你觉得他们会守约吗？

郑森想了想，说：只要合作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守约。荷兰人是全欧洲最务实的人——他们不在乎面子，只在乎利益。只要利益在，他们比谁都忠诚。

利益不在了呢？

那就换一种方式让他们忠诚。郑森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天气。他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那是他在思考问题时特有的表情——像一只正在计算猎物距离的鹰。

我笑了一下。

好。协议朕批了。你去安排执行吧。

臣领命。

郑森退了出去。他的脚步声沉稳而有力，靴子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和他说话的节奏一样——不紧不慢，胸有成竹。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着桌上的协议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最后一缕夕阳从云层的缝隙中挤出来，在书桌上投下一道细长的金色光线，正好照在协议书的落款处——扬·彼得松那个花哨的签名在金光中闪了一下，然后随着夕阳的消失而暗淡下去。

荷兰。欧洲最富裕的商业国家。不战而降。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划算。

这大概是最荷兰的投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