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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不打算现在就讨论俄罗斯。我把指挥棒放下。朕今天要说的是——接下来半年，我们不打仗。

大厅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嗡嗡声。将领们互相看了看，有人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也有人皱起了眉头。

半年时间，做三件事。我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巩固占领区。法兰西、日耳曼、西班牙的总督府要把治理工作做实——税收、治安、基础设施、贸易恢复。朕不要一个到处冒烟的欧洲，朕要一个能给大明赚钱的欧洲。

第二，整编军队。五年远征，将士们疲惫不堪。该轮换的轮换，该补充的补充，该休整的休整。朕不会让疲兵去打新的仗。

第三，情报先行。暗卫和影卫要把北欧三国和波兰的情报摸透——兵力部署、地形地貌、政治格局、民心向背，全部搞清楚。等半年后朕决定下一步行动时，朕要的是一份完整的作战方案，不是一堆猜测。

我说完，环顾了一圈。

有问题吗？

法兰西总督赵德昌站了起来，拱手道：陛下，臣有一事禀报。法兰西南部的游击队最近活动频繁，上个月袭击了三处驻军哨所，杀伤我军二十余人。臣请求增兵弹压。

增多少？

五千人。

我看了看陈九。陈九微微摇了摇头。

不增兵。我说。游击队的问题不是靠增兵能解决的。你杀了一批，还会冒出来一批。朕要你换个思路——查清楚游击队的补给从哪里来，切断它。没有粮食、没有武器、没有藏身之处，游击队自然就散了。

赵德昌想了想，点头道：臣明白了。

还有。我补了一句。对法兰西百姓好一点。减税、修路、开放集市——让他们觉得在大明治下的日子比以前好。人心向背，比十万大军管用。

赵德昌再次拱手：臣领命。

日耳曼总督刘伯温之后也站了起来——不是那个刘伯温，是他的后人，名叫刘承恩。他汇报了日耳曼地区的情况：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仍然尖锐，大明驻军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陛下，日耳曼人不恨我们，他们恨彼此。刘承恩苦笑道。新教徒说我们偏袒天主教，天主教徒说我们偏袒新教。臣左右为难。

两边都不偏。我说。告诉他们，在大明的治下，信什么教是个人的事，朝廷不管。但如果谁敢因为宗教问题闹事，朕不管他信的是上帝还是佛祖，一律严惩。

刘承恩点了点头，但脸上的苦笑没有消失。我知道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欧洲人为了宗教打了几百年的仗，不是一道圣旨就能解决的。但至少，方向是对的。

会议开了两个时辰。各位总督和将领汇报了各自辖区的情况，我一一做了批示。等所有人都散去之后，大厅里只剩下我和陈九。

夕阳从西面的窗户照进来，把整个大厅染成了金色。地图上的小旗在余晖中投下长长的影子。

陈九。我叫了他一声。

臣在。

你觉得，朕还能打多久？

陈九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太突然了，不像是皇帝会问的话。

陛下春秋正盛——

朕问的不是客套话。我打断他。朕今年五十三岁了。穿越过来的时候才十岁，一晃四十三年。打了三十多年的仗，从日本打到欧洲。朕的身体还撑得住，但朕的将士们呢？朕的国库呢？朕的百姓呢？

陈九沉默了很久。

大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窗外泰晤士河上偶尔传来的汽笛声。

陛下。陈九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臣跟着陛下十几年了，从影卫到军中，从大明打到欧洲。臣从来没有质疑过陛下的决定。但臣想说一句实话。

将士们累了。

三个字，像三块石头，砸在安静的大厅里。

我没有说话。

远征五年，阵亡将士三万余人，伤残两万余人。陈九的声音平稳，但每个数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着的人，大多数已经五年没有回过家了。他们的父母老了，妻子独守空房，孩子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臣知道陛下的雄心——合天下为一家，止干戈于永世。臣也相信陛下能做到。但臣想问陛下一句——这个，到底有多大？

我看着陈九。

他的脸在夕阳中半明半暗，眼神坚定而诚恳。这个从影卫转军职的年轻将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执行命令的少年了。他有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立场。

朕不知道。我说。

这是实话。

我穿越过来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张前世的世界地图。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七大洲四大洋，几百个国家，几十亿人口。我也知道，以大明现在的国力，不可能征服整个世界。

但我停不下来。

每征服一个国家，就会发现后面还有一个。每解决一个威胁，就会冒出来一个新的。这场战争像一个没有尽头的漩涡，把我和我的帝国越卷越深。

朕会想的。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陈九没有再说什么，躬身退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旗。红色的旗帜从东亚一路插到了西欧，横跨了半个地球。

壮观吗？壮观。

但每一面红旗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壁炉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一颗火星蹦出来，落在地毯上，嘶的一声灭了。

窗外，伦敦的夜幕正在降临。泰晤士河上的灯火次第亮起，倒映在水面上，像一条流动的星河。

合天下为一家，止干戈于永世。

这句话又在脑子里响了。

我苦笑了一声，站起来，走出了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