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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九月。

关中地震的灾情还在持续恶化，国内的厌战情绪却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再也挡不住了。

方从哲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每一封都比上一封更沉重。

第一封：关中赈灾物资已到位，但灾民人数远超预估，物资缺口巨大。请陛下再拨银二百万两。

第二封：各地出现反战标语，有人在城墙上写有钱打仗，没钱救灾。顺天府尹已下令清除，但标语越清越多。

第三封：大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远征何时休》，质疑远征的必要性。文章引发了巨大反响，京城茶馆里到处都在议论。臣已下令大明日报撤稿，但文章已经传遍了。

第四封，也是最重的一封：臣方从哲，泣血上书。关中地震死伤已逾四万，灾民三十余万，国库存银不足二百万两。远征军每月军费二百万两，已占国库收入之半。臣恳请陛下召回远征军，以国内民生为重。臣知此言逆耳，但臣不得不说——再打下去，大明的根基会动摇。

我把方从哲的电报一封封看完，然后整整齐齐地摞在桌上。

书房里很安静。窗外的伦敦秋意渐浓，花园里的树叶开始变黄，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叹息。

方从哲说得对吗？

对。

每一个字都对。

国库吃紧，百姓受苦，远征军费巨大，国内民生凋敝——这些都是事实。方从哲不是在危言耸听，他是在陈述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但召回远征军？

不行。

不是因为我固执，是因为我清楚——如果现在撤军，之前五年的仗就白打了。法兰西、日耳曼、西班牙、英国、荷兰——这些国家之所以臣服，是因为大明的军队就驻扎在他们的土地上。一旦撤军，他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反叛。到时候，大明不但失去了欧洲，还白白搭进去了几万条人命和几千万两白银。

这笔账，方从哲算不清楚。

但我算得清楚。

我拿起笔，给方从哲回了一封电报：

方从哲，你的奏折朕看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朕都认同，但朕不能撤军。原因朕不多解释，你是老臣了，应该明白。朕能做的是——压缩军费，加快占领区的经济开发，让欧洲的财富回流大明。朕给你一个承诺：一年之内，欧洲占领区的税收将开始反哺国库。

写完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段：

关中赈灾的事，朕全权交给你。需要多少钱，你自己想办法。朕只有一个要求——不能让一个灾民饿死。如果有人饿死了，朕拿你是问。

这段话很不近人情。方从哲已经在竭尽全力了，我还在给他施压。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万里之外的伦敦，鞭长莫及。国内的事情，只能靠方从哲。

电报发出去之后，我叫来了阿七。

国内的舆论情况，暗卫有没有详细的报告？

阿七递上一份厚厚的报告。

我翻开来看。

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反战情绪不只是在京城，而是遍布全国。从北京到南京，从西安到广州，到处都有人在议论远征的事。茶馆里、酒楼里、集市上，百姓们的话题从皇上又打了胜仗变成了皇上什么时候把兵撤回来。

最让我不安的是，这种情绪已经渗透到了士大夫阶层。

几个有名的文人写了文章，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一篇写得最尖锐，题目叫《论穷兵黩武之祸》，作者是一个叫李三才的御史。文章引经据典，从秦始皇修长城说到汉武帝征匈奴，从隋炀帝征高丽说到元世祖征日本，结论是——凡是穷兵黩武的皇帝，没有一个好下场。

文章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他在说谁。

李三才。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这个人什么来头？

南直隶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阿七说。为人刚直，在士林中颇有声望。他的文章一出，附和者众多。

抓他。

这两个字脱口而出，但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抓一个写文章的御史？这和暴君有什么区别？

算了。我摆了摆手。不抓。让他写。堵不如疏——朕要是抓了他，反而会让更多人同情他，让更多人觉得朕在压制言论。

阿七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但朕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我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步。舆论这个东西，你不去引导它，它就会被别人引导。

我想了想，做了几个决定。

第一，让大明日报发一篇文章，详细列举远征以来大明从欧洲获得的利益——贸易收入、技术引进、资源开发。用数字说话，让百姓知道远征不是在烧钱，是在赚钱。当然，现在还没开始赚，但要让他们看到前景。

第二，从远征军中选一批立了功的将士，安排他们回国探亲。让他们带着军功章和赏银回家，让百姓看到——远征的将士们不是在白白送死，他们是在为大明开疆拓土，朝廷没有亏待他们。

第三，加快关中赈灾的进度。赈灾做好了，百姓的怨气自然会消一些。

阿七一一记下，转身出去办了。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渐渐变黄的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