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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十月。

远征已逾五年。

五年。说起来只是两个字，但对于远征军的将士们来说，这两个字重如泰山。前世我在工地上待过最长的一个项目是三年，三年下来人就像被抽干了一样，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时候能回家。而这些将士们，已经在万里之外熬了五年。

陈九的奏折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已经看了三遍。

臣陈九谨奏：远征至今已逾五载，将士归心似箭，军心日渐疲惫。近日军中流传思乡歌谣，唱者无不落泪。臣巡视各营，见将士面有菜色，精神萎靡，与初征时判若两人。臣以为，再战恐生变故，建议陛下巩固现有战果，暂缓东进，容将士休整。臣知此言或忤圣意，但臣不敢不言。

奏折的字迹很工整，但我能看出来，有几个字的笔画微微发抖——陈九写这份奏折的时候，手在抖。

他在害怕。

不是害怕敌人，是害怕我。

他怕我会因为这份奏折而震怒，怕我会觉得他在动摇军心，怕我会把他当成第二个韩平。

但他还是写了。

这就是陈九。他可以在战场上面不改色地指挥千军万马，但在给我写一份可能触怒龙颜的奏折时，手会发抖。因为他知道，战场上的敌人最多杀了他，但皇帝的怒火可以毁掉他的一切——他的官职、他的家族、他的名声。

我把奏折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椅背的皮革贴着后背，冰凉冰凉的，像是一只冷手按在我的脊梁上。

五年了。

五年前，远征军从大明出发的时候，意气风发，旌旗蔽日。将士们唱着军歌，喊着口号，觉得自己是在创造历史。他们确实在创造历史——大明的军队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第一次让西方人见识到东方帝国的力量。

但五年过去了，激情消退了，豪情冷却了。剩下的只有疲惫、思乡和无尽的等待。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伦敦的十月已经很冷了。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泰晤士河上起了雾，河面上的船只若隐若现，汽笛声在雾中显得格外沉闷，像是一头困兽在低吼。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河水腥味，我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袍子。

我想起了五年前的自己。

五年前，我站在南京的城楼上，目送远征军出发。那时候我信心满满，觉得征服欧洲不过是时间问题。大明有最先进的火器，有最精锐的军队，有最充裕的国库——天下谁能挡我？

五年后，我站在伦敦的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够了。

但这两个字，我说不出口。

因为还没有够。

北欧三国还没有臣服，波兰还在东面虎视眈眈，俄罗斯更是一个庞然大物。如果我现在停下来，这些国家迟早会联合起来，把大明赶出欧洲。

所以我不能停。

但我的将士们已经撑不住了。

下午，我去巡视了军营。

这是我很久没有做的事了。自从在伦敦安顿下来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白金汉宫里，处理政务、批阅奏折、和将领们开会。军营的事情，都交给了陈九。

但今天，我想亲眼看看。

军营设在伦敦城外的一片空地上，绵延数里。帐篷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旌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从远处看，军营依然威武雄壮，像一头蛰伏的猛兽。

但走近了，就不一样了。

我穿着便服，没有带仪仗，只带了阿七和几个暗卫。我不想让将士们知道皇帝来了——我想看到他们最真实的状态。

一踏进营地，一股混杂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汗臭、马粪、皮革、还有炊烟里劣质煤炭的呛人味道。这种味道和五年前出征时截然不同。那时候军营里弥漫的是新铠甲的铁锈味和火药的硫磺味，充满了一种蓄势待发的锐气。而现在，这股味道是陈旧的、疲惫的，像一件穿了太久没洗的衣服。

第一个营地是步兵营。帐篷里的将士们有的在擦拭火铳，有的在缝补衣服，有的在发呆。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帐篷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看了又看，眼眶红红的。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地上铺着一层干草，坐上去扎得屁股生疼，草茎的干涩气味钻进鼻子里。

家里来信了？

士兵吓了一跳，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不认识我——便服的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嘴唇干裂，眼角有几道和年龄不相称的皱纹。

他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我娘来的信。

说什么了？

说我爹病了。士兵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信。信纸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有些字迹被泪水洇开了。我爹今年六十二了，去年冬天受了风寒，一直没好利索。我娘说他现在走路都要人扶，天天念叨着想见我一面。

他停了一下，声音更低了。

我出来五年了。走的时候我爹还能下地干活，现在——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信纸被攥出了褶皱。远处传来一阵风声，卷着几片枯叶从我们面前飘过，沙沙作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张小六。关中人。

关中。

又是关中。

你知道关中地震的事吗？

张小六点了点头，眼眶更红了。

我家在华阴县。我娘信里说，地震的时候房子塌了半边，幸好人没事。但隔壁王大叔一家三口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