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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

我已经三天没有上朝了。

不是病了，不是累了，是不想见人。

书房的门从里面闩上了，王福在外面守着，谁来都挡回去。陈九来过两次，被挡了。赵无声来过一次，也被挡了。连送饭的小太监都只能把食盒放在门口，敲三下门，然后退走。

食盒我没动。三天了，我只喝了几口水。嘴唇干裂得像是冬天的河床，舌头上泛着一股苦涩的味道，分不清是胃酸还是别的什么。

我坐在书房的地上——不是椅子上，是地上。背靠着书架，后脑勺抵着硬邦邦的木板，能感觉到书架的棱角硌着脊背，一阵一阵地疼。面前的地砖上摊着几张画。地砖是冰凉的，凉意透过裤子渗进皮肤里，但我懒得起来。五十七岁的人了，坐在地上像个孩子，说出去大概会被人笑话。但这间书房里没有别人，只有我和几张画。

画是从一个锁着的匣子里翻出来的。匣子藏在书架最高层的角落里，落了厚厚一层灰。我踩着椅子才够到它，打开的时候锁已经锈了，用刀背敲了几下才敲开。锁簧弹开的声音很脆，啪的一声，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刺耳。匣子里面有一股陈年的樟木香，混着纸张发黄后特有的那种干燥的、微微发酸的气味。

画里是一个孩子。

七岁的孩子，瘦得像一根柴火棍，脸上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破棉袄，大了好几号，袖子长得盖过了手指。

但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孩子特有的天真的亮，是一种沉静的、警觉的、像小兽一样的亮。

他的左手露在袖子外面，手背上有一块烧疤，从手背一直延伸到手腕，皮肤皱缩成一团，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了好几个色号。

阿七。

这是阿七七岁时的画像。是我让宫廷画师画的，画了三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一张全身。画师画得很细致，连阿七左手上的烧疤都画得清清楚楚，每一道皱褶、每一处色差都没有遗漏。颜料用的是矿物颜料，二十年了颜色还没怎么褪，烧疤那块暗红色依然触目惊心。

我当时为什么要让人画这个？

我记得。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不一样。那批孤儿里有二十多个，大部分都在哭，有的在发抖，有的在东张西望，只有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小树。院子里的风吹过来，其他孩子都缩着脖子，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蹲下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回答。

你几岁了？

还是没回答。他只是看着我，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井，黑洞洞的，看不到底。

旁边的影卫教官说：回陛下，这孩子是从河南灾区捡来的，不知道姓名，不知道年龄，也不说话。我们估计他大约七岁。

左手怎么了？

烧伤。捡到他的时候就这样了，大概是火灾留下的。

我看着那个孩子。他也看着我。

七岁的孩子，眼神不该是这样的。这种眼神我在前世见过——在纪录片里，在战争孤儿的眼睛里。那是一种已经看过了太多东西的眼神，沉静得像一潭深水，你往里面看，看不到底。前世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叙利亚的孩子，也是这种眼神。我当时只觉得心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亲眼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就他了。我说。

从那天起，阿七就跟在了我身边。

我亲自教他认字。第一个字是，第二个字是，第三个字是。他学得很快，一天能记二十个字，一个月就能读简单的文章了。但他从来不问为什么要学这些，也从来不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他写字的时候很安静，毛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是他发出的唯一声响。

我教他骑马。他第一次骑上马背的时候摔了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磕出了血。鲜血顺着小腿流下来，在地上滴了几滴，红得刺眼。他没有哭，也没有喊疼，爬起来又骑上去，又摔下来，又爬起来。一个下午摔了十七次，最后终于能在马背上坐稳了。那天晚上我让太医给他看膝盖，膝盖肿得像个馒头，青紫一片。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太医上药的时候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教他用刀。他的手小，握不住成人的刀，我让工坊给他打了一把小号的。他拿着那把小刀，一招一式地练，从早练到晚，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磨出了茧。刀刃划破空气的嗖嗖声，从清晨响到黄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从来不叫苦。从来不叫累。从来不说我不想练了。

我以为这是天赋。现在我才明白，这不是天赋，是恐惧。

他怕被抛弃。

一个七岁的孤儿，被从灾区捡来，送进了皇宫。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送走，不知道如果他不够好会发生什么。所以他拼命地学，拼命地练，拼命地让自己变成我需要的样子。

不是因为他想成为那个样子，是因为他不敢不成为那个样子。

我把这叫做。

其实这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