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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安纳托利亚高原。
秋天的高原比夏天凉快了许多，风从东边的山口吹过来，带着干草和野花的气息，吹在脸上有一丝凉意。天空高远而湛蓝，几朵白云像是被人随手撕碎的棉花，懒洋洋地挂在天边。如果不是远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烟尘，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幅宁静的田园画。
但那烟尘不是牧民赶羊扬起来的，是十万大军行进时踏起的尘土。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亲自率军迎战了。
这让我有些意外。我以为奥斯曼会像俄罗斯一样采取退缩战术，利用纵深拖垮我的补给线。但穆拉德四世不是米哈伊尔，他是一个好战的苏丹，年轻气盛，不愿意把祖先的土地拱手让人。前世读过的历史书上说，这个苏丹十几岁就亲手处死了叛乱的禁卫军将领，二十出头就御驾亲征收复了巴格达。他骨子里流的是征服者的血，让他退缩，比让他去死还难受。
前方斥候回报，奥斯曼大军约十万人，在科尼亚城外列阵。陈九拿着急报走进帐篷，靴子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苏丹亲自坐镇中军，禁卫军两万人在前，骑兵三万在两翼，步兵五万在后。阵型严整，士气高昂。
我接过急报看了一眼，纸上的墨迹还没干透，蹭了我一手黑。然后走到地图前。
科尼亚。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城市，从这里到伊斯坦布尔还有大约八百里。如果在这里被挡住，整个战役计划就要推迟。前世我去土耳其出差的时候路过科尼亚，那时候它是一个安静的内陆城市，以旋转舞闻名。没想到四百年前，它会成为两个帝国碰撞的战场。
我说，正面打。
正面打？陈九皱了皱眉，奥斯曼的禁卫军不好对付。他们是苏丹的亲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意志极强。不像俄军那些临时征召的农奴。
朕知道。我点了点头，但我们有火炮。三百门火炮对着他们的阵型轰，再精锐的禁卫军也扛不住。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有那么笃定。火炮的威力我清楚，但奥斯曼的禁卫军也不是吃素的。这支军队是苏丹从小培养的奴隶兵，从小就被灌输了对苏丹的绝对忠诚和对死亡的蔑视。他们不是为了军饷打仗，是为了信仰打仗。这种军队最难对付——你可以打败他们的身体，但很难打败他们的意志。
第二天，两军在科尼亚城外的平原上对峙。
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空气里有一股露水打湿泥土的清新味道，混着远处马粪和皮革的气息。两军之间隔着大约两里地，中间是一片平坦的草地，草已经被秋风吹黄了，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金色。
我站在后方的高地上，举着望远镜看着对面的奥斯曼大军。
他们的阵型确实好看。禁卫军穿着白色的长袍，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手持弯刀和圆盾，排成整齐的方阵。阳光照在白色的长袍上，刺得人眼睛发酸。骑兵在两翼游弋，战马是阿拉伯马，比大明的战马矮小但更灵活，马蹄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像一层金色的雾。马背上的骑兵身姿矫健，弯刀斜挎在腰间，长矛竖在马鞍旁边，铁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苏丹的大纛在中军飘扬——一面绿色的旗帜，上面绣着金色的新月和星星。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那声音隔着两里地都能听见，像是一面巨大的鼓在被风敲打。
我放下望远镜，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已经有了硝烟的味道——炮手们在做最后的准备，火药的辛辣气息随风飘来。
开炮。我下令。
炮声响起。
三百门火炮齐射，大地在脚下猛烈地震颤了一下，像是有人在地底下捶了一拳。炮弹像一阵铁雨砸向奥斯曼的阵型。第一轮齐射就在禁卫军的方阵中炸开了几个大洞，白色的长袍被炮弹撕碎，血肉和碎布混在一起飞上了天。硝烟弥漫开来，呛得人直咳嗽，空气里弥漫着火药、焦土和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
但奥斯曼人没有崩溃。
这让我吃了一惊。换了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在这种火力打击下早就溃散了。但奥斯曼的禁卫军只是短暂地混乱了一下，就重新合拢了阵型。倒下的人被后面的人踩过去，缺口被迅速填补，白色的方阵像是一个被打了几拳但没有倒下的拳击手，摇晃了一下，又站稳了。我在望远镜里看到，有一个禁卫军士兵的左臂被炮弹削掉了，鲜血喷涌而出，但他右手握着弯刀，硬是没有倒下，嘴里还在喊着什么。
再轰。我说。
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
每一轮炮击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炮口喷出的火焰在硝烟中像一朵朵橘红色的花。炮弹不断地砸进奥斯曼的阵型，每一轮都带走几十条人命。但他们就是不退。禁卫军的士兵们踩着同伴的尸体站在原地，弯刀举在胸前，嘴里喊着什么——大概是在祈祷，或者是在诅咒。那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被炮声盖住了大半，但还是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音节，像是一首悲壮的战歌。
这帮人不怕死。陈九在旁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敬意。他的手不自觉地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指节微微发白。
不是不怕死。我放下望远镜，是觉得死了能上天堂。宗教信仰给了他们不怕死的勇气。
我想起了前世读过的一本书，讲的是奥斯曼禁卫军的历史。这些士兵从小就被从基督教家庭中挑选出来，改信伊斯兰教，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被灌输为苏丹而死就是为真主而死的信念。他们没有家庭，没有财产，苏丹就是他们的一切。这种军队，和日本的武士、中国的死士一样，是最难对付的。
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