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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围城进入第三个月。

冬天的伊斯坦布尔阴冷潮湿，海风裹着细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过来，打在脸上冰凉刺骨。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被人泼了一层脏水，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偶尔露一下脸，又缩了回去。围城工事里的将士们裹着厚厚的棉袍，缩在壕沟里烤火，火堆里的湿柴噼啪作响，冒出的烟又呛又涩，熏得人直流眼泪。

伊斯坦布尔城内的情况越来越糟。

暗卫从城里传出消息——粮食已经见底了。守军每天只能吃一顿稀粥，百姓更惨，有人开始吃树皮和皮革。城里的猫狗已经被吃光了，老鼠都成了抢手货。暗卫的密报上说，一只老鼠在黑市上能卖到一个银币，而一个月前，一个银币能买一袋面粉。

苏丹还在坚持。赵无声汇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城墙上的守军听到，他把自己的口粮也减了一半，和士兵同吃同住。城里的人对他又敬又怕。

我点了点头。穆拉德四世确实是个硬骨头。换了别的苏丹，早就投降了。这个年轻人让我想起了前世读过的一些历史人物——项羽、文天祥、崇祯——那些宁死不屈的人。他们的结局往往不好，但他们的骨气让人敬佩。

但硬骨头也有断的时候。

围城第二个月的时候，苏丹曾经试图突围。他集中了最后的精锐——一万禁卫军，从西门发动了一次夜袭。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黑得像墨汁泼了一样，伸手不见五指。禁卫军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围城工事前，然后突然发起冲锋。

那一夜的战斗很激烈。我被喊杀声惊醒的时候，帐篷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火把的光芒在黑暗中摇曳，照出一张张扭曲的脸。禁卫军的战斗力确实强悍，他们在黑暗中和大明步兵展开了白刃战，弯刀砍在铁甲上铿铿地响，火铳在近距离射击，硝烟和血雾混在一起，什么都看不清。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硝烟味和汗臭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让人窒息的气味。我站在指挥台上，耳朵里全是金属碰撞声、惨叫声和火铳的轰鸣声，像是有人在我脑子里敲锣打鼓。

但突围最终失败了。大明军队的人数优势太大，禁卫军在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后被第二道防线挡住了，然后被两翼包抄的骑兵切断了退路。一万禁卫军只有不到三千人退回了城里。剩下的七千人，有的战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在黑暗中迷了路，天亮的时候被发现倒在壕沟里，已经断了气。

从那以后，苏丹再也没有尝试突围。

围城第三个月，城里开始出现骚乱。

饥饿的百姓冲击了军粮仓库，被守军镇压了。但镇压的过程中死了几十个人，城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有人开始在墙上写标语——投降吧，别让我们饿死。暗卫说，这些标语是用木炭写的，歪歪扭扭的，像是出自一个饿得手发抖的人之手。每天早上守军都会派人去擦掉这些标语，但第二天又会出现新的。

陛下，差不多了。陈九说，他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呵出一口白气，再围半个月，城里就会自己崩溃。

不等了。我说，给苏丹送一封信。

我不想再等了。不是因为等不起，是因为不忍心。城里的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为苏丹的倔强买单。每多围一天，就多死几个人。这些人不是士兵，是老人、女人、孩子。前世我是个工程师，不是屠夫。即使穿越了四十一年，即使手上沾满了血，我还是不想看到无辜的人饿死。昨天夜里，我在望远镜里看到城墙上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哭，孩子的哭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细弱得像猫叫。那声音让我一夜没睡好。

信的内容很简单——投降，保你性命和尊严，保你的宗教和文化。不投降，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我让通译把信翻译成阿拉伯文，用上好的宣纸抄写，装在一个锦盒里，由一个使者送进城去。使者是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暗卫，他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举着白旗，从围城工事的缺口走向城门。城墙上的守军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打开了一扇小门，让他进去了。

信送进去之后，我等了三天。

这三天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三天之一。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前世赶工期的时候，最难熬的不是加班，是等甲方的审批——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第一天，没有回音。我坐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雨声，雨点打在帐篷顶上噼噼啪啪的，像是有人在用手指敲桌子。

第二天，城墙上的守军换了一面旗——从苏丹的绿色大纛换成了白旗。但白旗只挂了半个时辰就被撤下来了，大概是苏丹不同意。我在望远镜里看到，白旗被撤下来的时候，城墙上有几个守军在争吵，手势激烈，声音隐约传过来，像是在吵架。

第三天，城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