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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一年四月，暗卫送来了一份厚厚的报告。

我翻开第一页，眉头就皱了起来。报告用的是暗卫专用的黄麻纸，纸质粗糙但结实，翻页的时候发出一种干涩的沙沙声。封面上盖着暗红色的火漆印，那是最高密级的标记。

报告的标题是《欧洲各占领区民间动态汇总》，内容分成了七个部分，对应七个占领区。每个部分都列举了大量的细节——谁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谁在什么时候见了什么人，谁在暗地里印了什么东西。

法兰西的部分最长。

暗卫报告说，巴黎的酒馆里最近流行一首老歌，叫《马赛曲》。这首歌在战前就有，是法兰西人的军歌，歌词大意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战后被禁了，但禁不住。酒馆里的人喝多了就低声唱，唱到激动处有人拍桌子，有人流眼泪。

唱歌而已，我对暗卫头子说，喝多了唱歌，哪个国家都有。

陛下，不只是唱歌。暗卫头子叫赵铁生，四十出头，瘦小精干，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习惯性地盯着地面，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实。法兰西的地下印刷坊在三月份印了一批传单，内容是号召法兰西人团结起来，驱逐东方侵略者。传单用法兰西文写的，我们的人截获了一部分，但流出去的更多。

我把传单拿过来看了看。看不懂法兰西文，但上面画了一幅画——一个穿着法兰西传统服饰的女人，手持利剑，脚踩一条龙。龙的形象明显是中国龙。传单的纸质很差，粗糙得像砂纸，墨迹也不均匀，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淡，显然是用简陋的印刷设备赶制出来的。但画面的构图很有力量，那个女人的眼神凌厉而坚定，即使是粗糙的线条也掩盖不住。我用指尖摩挲着传单的边缘，纸张粗粝的触感让我想起了前世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革命传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但愤怒的形状总是相似的。

有意思。我把传单扔在桌上，日耳曼呢？

日耳曼的情况更隐蔽。赵铁生翻到报告的另一部分，他们没有印传单，但在教堂里搞集会。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夹带私货，说什么上帝的子民不应该被异教徒统治之类的话。我们的人混进去听了几次，发现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几百人。

伊比利亚？

伊比利亚最直接。有人在马德里的城墙上写了标语——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我们的巡逻兵发现之后擦掉了，第二天又出现了。擦了写，写了擦，反复了七八次。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扶手，笃笃笃的。窗外传来一阵春风，吹得院子里新栽的树苗沙沙作响，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暗潮也在复苏。

民族主义。

这个东西我太熟悉了。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殖民帝国的崩溃几乎都是从民族主义开始的。英国人在印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日本人在东南亚，无一例外。你可以征服一个民族的土地，但征服不了他们的认同。这是我前世学到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也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朕问你，我看着赵铁生，这些人有组织吗？

赵铁生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法兰西有一个叫自由之子的地下组织，成员大约三百人，核心骨干十几个，大多是战前的贵族和军官。日耳曼有一个叫铁十字的团体，以退伍军人为主。伊比利亚的情况最复杂，教会、贵族、商人都有参与，但没有统一的组织。

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目前没有发现。但不排除将来会联合。

我沉默了一会儿。窗外传来工地上的锤声，叮叮当当的，和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格格不入。阳光照在书案上，把报告上的字迹照得格外清晰，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点都像是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破土而出。

继续盯着。我说，不要打草惊蛇，朕要知道他们的每一步动向。

赵铁生领命退下了。他走路没有声音，像一只猫，门开了又关上，几乎听不到响动。

当天晚上，我把陈九叫来，把暗卫的报告给他看了。

陈九看完之后，脸色有些凝重。他把报告放在桌上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留了一瞬，指甲无意识地在纸边刮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嚓嚓声。陛下，要不要先下手为强？把那些组织的头目抓了，杀鸡儆猴。

抓了一批还有下一批。我摇了摇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不是杀几个人就能灭掉的。你杀了他们的头目，他们就多了一个烈士，反而更团结。

那怎么办？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巴黎城灯火稀疏，远处的塞纳河在月光下闪着银色的光。河面上偶尔有一艘小船经过，桨声咿呀，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夜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塞纳河特有的水腥味和岸边泥土的潮湿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