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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二年正月,北京传来消息,太子常洛在新年朝会上代我接受了百官朝贺。
奏报写得很详细,说太子穿着明黄色的龙袍,端坐在龙椅上,接受了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仪式进行得很顺利,太子的表现沉稳有度,进退得体。奏报是用上好的宣纸写的,墨迹工整,字字端正,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松烟墨香。我看完之后,把它放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在纸面上摩挲,纸张的触感光滑而细腻,像是在抚摸一个人的脸。
太子今年四十七岁了。四十七岁,在这个时代已经不算年轻了。他从小在我的阴影下长大,温和、谨慎、勤勉,是一个合格的储君。但和之间,隔着一道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跨过去的坎。
他太温和了。
温和不是坏事,守成之君需要温和。但这个帝国不是一个需要守成的帝国——它太大了,太新了,太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欧洲的独立运动、联邦的权力之争、美洲的新势力、各地总督的阳奉阴违……这些问题需要的不是温和,是手腕,是魄力,是在关键时刻敢拍桌子的狠劲。
常洛有吗?
我不确定。
我想起上次见他的情形。那是去年秋天,他从北京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他处理了一桩地方官贪墨的案子,把涉案的三个官员全部革职查办。信写得条理清晰,处置也算得当,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味道,像是一个学生在给老师交作业,生怕哪里写错了。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儿臣斗胆处置,不知是否妥当,恳请父皇示下。
四十七岁的人了,处理一桩贪墨案还要请示我。这不是谨慎,是不自信。而不自信的根源,是我。是我这四十多年来事事亲力亲为,把所有的权力都攥在手里,没有给他锻炼的机会。他不是不行,是没有被允许行。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久到我开始失眠——不是之前那种空虚导致的失眠,是焦虑导致的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被褥的丝绸面料贴在皮肤上凉丝丝的,枕头里的荞麦壳发出沙沙的声响,但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里就开始演各种剧本:如果我明天死了,常洛能不能镇住场子?如果欧洲叛乱了,常洛敢不敢出兵?如果总督们联合起来架空皇权,常洛有没有办法应对?
每一个剧本的结局都不太乐观。
不是常洛不行,是这个局面太难了。就算把前世的任何一个政治家放到这个位子上,也未必能处理好。何况常洛只是一个在深宫里长大的太子,他见过的世面、经历的风浪,和我比起来差得太远。我有前世四百年的历史知识做底子,有穿越者的眼界和格局,这些东西是教不会的。就像你可以教一个人游泳的姿势,但你没法把大海的记忆灌进他的脑子里。
有一天深夜,我又睡不着,披了件衣服坐在窗前。衣服是丝绸的,凉丝丝地贴在皮肤上,让人打了个寒颤。月亮很圆,照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把那些新种的树木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一只只伸向远方的手。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冬夜特有的清冷气息,混着花园里枯草的干涩味道。远处偶尔传来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咔嚓咔嚓的,踩在碎石路上,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一声一声,像是时钟在走。
陈九照例守在门外。我叫他进来。
他推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然后他的脚步声几乎听不到——四十一年的影卫生涯,让他走路像猫一样无声。
陈九,朕跟你说句心里话。
陛下请说。
朕最怕的不是死。
陈九没说话,等着我继续。他站在门口,月光照在他半边脸上,另外半边隐在暗处,像是一尊半明半暗的雕像。
朕最怕的是朕死后,一切都崩了。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轻。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一下,发出一声微弱的嗡鸣。说出来之后,胸口反而轻了一些,像是卸下了一块一直压着的石头。
陈九沉默了一会儿,说:陛下春秋正盛,何必想这些。
六十一了,还春秋正盛?我苦笑了一下,朕的身体自己清楚。这两年膝盖疼,腰也疼,爬个楼梯都喘。早上起来的时候,骨头咯吱咯吱响,像是一台生锈的机器在勉强运转。吃东西也没以前香了,嘴里总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太医说是肝火旺,开了药,喝了也不见好。前世的记忆里,万历皇帝活了五十八岁。朕已经多活了三年了,每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陛下不是万历皇帝。陈九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陛下是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