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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二年九月，一份文件从大洋彼岸传到了我的手上。

那天下午安特卫普下着小雨，雨点打在总督府的琉璃窗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窗外不停地搓着手掌。我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入秋之后欧洲的湿冷就钻进了骨头缝里，六十二岁的身体对这种冷格外敏感。

赵铁生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了一股走廊里的穿堂风，夹着雨水和泥土的腥气。他手里捏着一个油纸包，包得很紧实，外面还裹了一层蜡布防水。

陛下，暗卫从一艘被截获的偷渡船上搜出了这个。他把油纸包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法兰西文写的，翻译已经做好了。

我拆开油纸包，里面是几页泛黄的纸，字迹潦草但工整，旁边附着翻译的汉文抄本。我先看了一眼法兰西文的原件——虽然看不太懂，但能认出几个词。然后拿起汉文翻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读了三遍。

这是新世界联盟的独立宣言。

宣言的开头是这样的：当一个民族被暴力征服、被强权压迫、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时候，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挣脱枷锁，建立自己的国家。

接下来是一长串对大明联邦的控诉——军事侵略、文化灭绝、经济掠夺、强制同化。每一条都写得慷慨激昂，每一条都戳在我的痛处。那些词句像是淬了毒的箭，一支一支地射过来，射得又准又狠。我能感觉到写这些字的人心里燃烧着怎样的怒火——那是被征服者的怒火，是失去家园的人的怒火，是不甘屈服的人的怒火。

宣言的结尾是：我们，新世界联盟的全体公民，在此庄严宣告：我们是自由的人民，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承认任何外来势力的统治。从今天起，新世界联盟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实体。

落款：新世界联盟执政官弗朗索瓦·德·蒙特，新世界联盟议事会全体议事官。日期：西历一六二四年八月一日。

我把文件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架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是一条干涸的河床。雨声还在继续，沙沙沙沙，不紧不慢。

然后我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兴奋的笑。那种笑从胸腔里涌上来，震得嗓子发痒，我甚至咳了一声才把笑意压住。

陛下？陈九站在旁边，被我的笑容弄得有些困惑。他手里端着一盏刚沏好的茶，茶汤的热气袅袅升起，在昏暗的书房里画出一道模糊的白线。

好啊。我说，朕正愁没有对手，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赵铁生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无意识地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他大概以为我会发怒，毕竟这份宣言等于是在打大明联邦的脸。

但我没有发怒。相反，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热了起来，像是冬天里喝了一碗滚烫的姜汤，从胃里一直暖到四肢百骸。这种感觉太久没有过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欧洲战争开打之前。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

内阁的急报说，百官在朝会上议论纷纷，有人主张立即出兵讨伐，有人主张先观望再说，有人甚至建议承认新世界联盟的存在以换取和平。急报是用八百里加急送来的，信封上的火漆还带着驿站的烟熏味，拆开之后纸页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看得我眼睛发酸。

承认？我看到这条的时候差点把茶杯摔了，瓷杯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茶水溅出来几滴，洇湿了桌上的文书，谁说的？

礼部侍郎钱谦益。陈九说。

这个人，朕记住了。

我没有立即表态。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我需要时间准备。跨洋远征不是说打就打的，需要船、需要兵、需要粮草、需要情报，每一样都需要时间。仓促出兵是兵家大忌，前世的历史上有太多因为急于求成而功亏一篑的例子。

但我的态度必须明确。

我让人起草了一份诏书，措辞很简单：大洋彼岸之叛逆，不过跳梁小丑，朕不日将遣师讨之。联邦版图之内，不容有不臣之地。

诏书发出去之后，朝野的议论声小了很多。皇帝的态度摆在那里，谁还敢说两个字？我能想象那些朝臣们在看到诏书之后的表情——有人松了口气，有人皱了眉头，有人在心里盘算着站队的问题。朝堂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算计，永远有人在观望。

但私下里，我对这份独立宣言的态度比表面上复杂得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里把宣言又读了一遍。窗外的雨已经停了，夜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和远处花园里不知名花草的淡淡香味。蜡烛的火焰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在墙上投下忽大忽小的影子。翻译的文字虽然生硬，但字里行间的力量是挡不住的。

当一个民族被暴力征服、被强权压迫、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时候，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挣脱枷锁，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句话，如果放在前世，我会举双手赞成。前世的我是个工程师，在网上看到类似的话会转发点赞，会在评论区写上说得好三个字。那时候的我相信自由、民主、人权，相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