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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三年三月，我把向高从北京召到了安特卫普。

老头坐了三个月的船才到，下船的时候腿都软了，被两个随从架着走下舷梯。海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官袍上沾着海盐的白渍，整个人看起来狼狈极了。但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清亮，像是两颗被海水洗过的黑曜石。看到我的时候，他挣开随从的搀扶，弯腰行了一礼，声音中气十足：老臣参见陛下。

码头上传来搬运工的号子声，嘿哟嘿哟的，节奏整齐，和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海风里夹着咸腥味和焦油味——码头上正在给商船刷防水漆。

别行礼了，先坐下歇歇。我让人搬了把椅子，又端了碗热汤。汤是牛骨熬的，浓白色的汤面上飘着几片葱花，热气腾腾的，散发出浓郁的肉香。

向高坐下来，喝了两口汤，缓过劲来，第一句话就是：陛下急召老臣，是为了宪章的事？

你猜到了。

不用猜。向高放下汤碗，擦了擦嘴，手背上的皱纹在阳光下像是干裂的河床，陛下在信里说有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要交给你，老臣想来想去，除了宪章，没有别的事配得上这个说法。

我笑了。这老头，七十四岁了，脑子还是比谁都快。

联邦宪章的构想，我酝酿了很久。

联邦制度虽然已经在运转，但一直缺少一个根本性的法律文件来确立它的合法性和框架。目前的联邦制度靠的是我的诏书和行政命令，说白了就是靠皇帝的权威在撑。一旦皇帝换了人，或者皇帝的权威下降了，这套制度就可能崩塌。前世当工程师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任何系统如果只依赖一个单点，那这个单点就是最大的风险。皇帝就是联邦的单点，我必须消除这个风险。

我需要一部宪章——一部凌驾于皇帝个人意志之上的根本大法——来确保联邦制度的延续。

这个想法在前世不算新鲜。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类似的东西。但在这个时代，在一个皇帝亲手建立的帝国里，搞一部限制皇权的宪章，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需要向高。

不是因为他最懂法律——他是个政治家，不是法学家——而是因为他最懂人心。他知道怎么在各方势力之间斡旋，怎么把一个激进的想法包装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三十多年来，他帮我推行了无数改革，每一次都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次都安然无恙。

朕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把一份草稿递给向高，联邦宪章，确立联邦的基本框架、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公民的基本权利。

向高接过草稿，一页一页地翻。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要看两三遍，偶尔皱一下眉，偶尔点一下头。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远处的鸟鸣。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向高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

看完之后，他把草稿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毕竟坐了三个月的船，累得够呛。但他没有睡着，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笃笃笃的，节奏很慢，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陛下，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慢了半拍，这份草稿里有一条，老臣必须确认。

哪一条？

第三章第七款——联邦宪章为联邦最高法律，任何个人、机构、组织的权力均不得凌驾于宪章之上向高看着我，眼神很认真，皱纹深处的那双眼睛像是两口深井，任何个人，包括皇帝吗？

我和他对视了几秒。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的嘶嘶声。

包括。

向高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平静。

陛下确定？

确定。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安特卫普的港口，桅杆林立，帆布在风中猎猎作响，朕要建的不是一个靠皇帝撑着的帝国，是一个靠制度运转的联邦。如果皇帝可以凌驾于宪章之上，那宪章就是一张废纸。

但陛下目前还需要保留最终裁决权。向高不紧不慢地说，联邦刚刚建立，制度还不成熟，如果皇帝完全放手，恐怕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