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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五年正月，我做了一件让朝臣们惶恐不安的事——把一部分决策权交给了议会。

联邦议会在去年底正式成立了，按照宪章草案的规定，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咨询阶段。议会由各联邦成员选派的代表组成，上院四十席，下院一百二十席，在安特卫普设立了议事大厅。议事大厅是一栋新建的石头建筑，外墙用的是从比利时本地采的灰白色石灰岩，内部是半圆形的阶梯式座席，中间是发言台，顶上开了一排天窗，阳光可以直接照进来。我亲自参与了设计，参考的是前世英国议会下院的布局，但做了不少改动——座席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免得议员们吵急了动手打人。

咨询阶段的议会，按规定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但我故意打破了这个规定。

我把三件事情交给了议会决定：第一，联邦境内的度量衡统一标准；第二，联邦公共道路的修建计划；第三，联邦学堂的课程设置调整。

这三件事都不算大，不涉及军事、外交、税收这些核心领域。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决策，不是咨询，是拍板。

陛下，这不合规矩。向高第一个提出了异议。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坚定，带着一种老臣特有的执拗。他站在我的书房里，身板挺得笔直，花白的胡须微微颤动。宪章草案规定，咨询阶段的议会只有建议权。陛下把决策权交给议会，等于是提前进入了第二阶段。

规矩是朕定的，朕也可以改。我说。

可是……

向高，朕问你一个问题。我打断他，议会如果永远只有建议权，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摆设。一个摆设有什么用？朕要的不是摆设，是一个真正能运转的机构。要让它运转，就必须给它实权。

但给得太早了，议员们还没有准备好。

不给他们实权，他们永远准备不好。我看着向高，就像教孩子游泳，你不把他扔进水里，他永远学不会。

向高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最终没有说出来。他知道我说得有道理，虽然方式激进了一些。他叹了口气，拱手行了一礼，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笃笃笃的，带着一种无奈的沉重。

消息传出去之后，朝臣们的反应比我预想的更激烈。

保守派几乎是炸了锅。

陛下在自毁根基！一个御史在奏折里写道，皇权乃天授，岂可分与议会？议会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懂什么治国？

乌合之众？我看着这份奏折，冷笑了一声，议会里的代表，有新学门生，有各地总督推荐的贤能之士，有欧洲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是乌合之众？那朕的朝堂上坐的是什么？

我没有回复这份奏折，而是把它扔进了废纸篓。纸团落进竹篓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是一个不甘心的叹息。

但我知道，保守派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把决策权交给议会，确实是在削弱皇权。问题是，皇权不削弱，联邦就永远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帝国。一个人说了算的帝国，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也许能运转，在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会崩塌。前世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秦始皇死了，秦朝就崩了；拿破仑倒了，法兰西帝国就散了；斯大林死了，苏联的体制就开始僵化了。

我不想让联邦崩塌。

所以我必须在活着的时候，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把权力分散到制度中去。

这是一种自我牺牲。

也是一种自我保全——保全的不是我个人，是我建立的一切。

议会接到这三项决策权之后，表现得比我预想的好。

度量衡统一标准的讨论只花了两个星期。议员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以大明的度量衡为基础，参考欧洲的习惯做适当调整。最终方案是：长度用，重量用，容量用，但在欧洲地区允许同时使用当地的旧单位，过渡期五年。讨论过程中有几次激烈的争吵，一个日耳曼代表拍着桌子说我们用了几百年的单位凭什么改，一个大明代表回敬说你们被征服了还想保留旧制，差点打起来。但最后还是坐下来谈了，谈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公共道路修建计划的讨论花了一个月。各地代表都想让道路先修到自己的地盘，争得面红耳赤。议事大厅里的嗡嗡声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隔着两道墙都能听到。最后议会投票决定，优先修建连接各联邦成员首府的主干道，支线道路由各地自行筹建。

学堂课程设置的讨论最复杂，花了两个月。核心争议是：欧洲的学堂应该教多少汉语？保守派主张全部用汉语教学，欧洲代表主张双语教学。最后的妥协方案是：汉语为必修课，但其他课程可以用当地语言教学，过渡期十年。

三项决策，都不完美，但都可行。

更重要的是，议会在做这些决策的过程中，学会了讨论、妥协、投票、执行。这些技能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就像一个新兵，你不让他上战场，他永远学不会打仗。议会也是一样，你不给它实权，它永远学不会治理。

陛下，议会的表现还不错。陆明言在一次汇报中说。他坐在我对面，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水的热气在他的铜框眼镜上凝成了一层薄雾。

不错，但还不够。我说，三件小事做好了，不代表大事也能做好。但至少证明了一点——议会不是摆设，它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