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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五年三月，联邦议会做出了第一个真正有分量的独立决议。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贸易纠纷。日耳曼占领区的铁矿出口到法兰西占领区，法兰西方面认为日耳曼的铁矿价格过低，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要求加征关税。日耳曼方面不同意，说价格低是因为成本低，凭什么加税？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电报打了几十封，越吵越凶。

这种事情以前都是我拍板的。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定个折中价格，谁也别闹了。简单粗暴，但有效。

但这次，我没有表态。

我让人把这件事转交给了议会。

陛下不管？陈九有些意外。他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汤里飘着几片姜片和红枣，是太医开的养生方子。汤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升腾，带着一股辛辣的姜味。

朕不管。我接过汤碗，喝了一口。汤很烫，姜味冲鼻，但喝下去之后胃里暖洋洋的。让议会自己处理。

可是这件事涉及两个占领区的利益，处理不好会……

会怎样？我看着他，会吵架？会僵持？会拖延？这些都是正常的。议会就是用来吵架的地方。吵完了，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议会的运作方式。

陈九不说话了，但脸上的表情明显不太放心。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嘴角往下撇了一点，这是他不赞同但不想明说时的表情。我太了解他了。

议会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

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会议，但通过向高的汇报了解了全过程。向高每天傍晚都会来我的书房，把当天的会议情况口述一遍。他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踱步，靴子在石板地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像是一个节拍器。

第一个星期，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日耳曼代表拍桌子说这是自由贸易，法兰西代表拍桌子说这是倾销。拍桌子的声音据说震得议事大厅的天窗都在抖。其他代表有的站日耳曼，有的站法兰西，有的两边都不站，坐在那里看热闹。向高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两个代表在走廊里差点动手，被卫兵拉开了。

第二个星期，向高出面调停。他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框架——先确定不正当竞争的定义标准，再根据标准来判断日耳曼的铁矿价格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这个框架把争论从你对我错变成了标准是什么，气氛立刻缓和了很多。议员们开始讨论具体的数字和条款，而不是互相指责。向高的这一手很漂亮，我在心里给他记了一功。

第三个星期，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一个贸易仲裁委员会，由五名议员组成，负责审理联邦成员之间的贸易纠纷。委员会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双方必须执行。

至于日耳曼铁矿的具体案件，交给仲裁委员会处理。

这个决议不是完美的——仲裁委员会的权限还不够明确，裁决的执行机制也不够健全，委员的选任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但它是议会自己做出的，没有皇帝的参与，没有皇帝的拍板。

这才是最重要的。

决议通过的那天，我在书房里看着向高送来的会议记录，心里的感觉很复杂。

一方面，我很欣慰。议会证明了它能处理实际问题，虽然过程漫长、效率不高，但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三个星期解决一个贸易纠纷，在前世的国际仲裁中算是快的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一个案子拖个三五年都是常事。

另一方面，我有一种奇怪的失落感。

四十多年来，所有的决策都是我做的。从工坊的建设到军队的编制，从战争的发动到和平的缔结，每一件事都经过我的手。我习惯了这种感觉——掌控一切的感觉。那种感觉像是站在山顶上俯瞰大地，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现在，有一件事不需要我了。

议会自己做了决定，而且做得还不错。

我应该高兴。

但我心里有一个角落在隐隐作痛，像是被人拔掉了一颗牙，虽然知道拔掉是对的，但空出来的那个洞还是会疼。

陛下在想什么？陈九端着夜宵进来，看到我对着会议记录发呆。托盘上放着一碟桂花糕和一杯温热的米酒，桂花糕的甜香和米酒的醇香混在一起，在夜晚的书房里弥漫开来。

朕在想，朕是不是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多余的人。

陈九放下托盘，看着我。托盘碰到桌面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响，瓷碟和木托之间的碰撞声清脆而短促。

陛下不是多余的。

朕知道。但朕在朝着那个方向走。我笑了一下，朕在故意让所有人习惯没有朕也能运转。等他们真的习惯了，朕就真的多余了。

那陛下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因为朕不能永远不多余。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朕总有一天会死。死了之后，如果所有人都不知道没有朕该怎么办，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朕现在做的，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教会所有人——没有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