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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七年七月，全球议会在北京正式开张。

议事大厅经过了三个月的扩建，比原来大了一倍。穹顶上新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世界地图，从东亚到欧洲，从南洋到美洲，所有联邦的版图都用金色的线条勾勒出来。地图的正中央是北京，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出无数条线，像是一张巨大的蛛网。壁画的颜料还带着新鲜的气味，一种混合了桐油和矿石粉末的涩味，淡淡地飘在空气中。

壁画代表坐在正中，欧洲的在左边，南洋的在右边，中东和非洲的在两翼。每张座椅前面都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纸笔和一杯茶。椅子是新做的红木椅，坐垫用的是各区域进贡的织锦，颜色各异，远远看去像是一片斑斓的花田。

我坐在最高处的旁听席上，俯瞰着整个大厅。

这个位置是我特意要求的——不在正中央，不在讲台上，而是在最高处的角落里。我是旁听者，不是主持者。议会的主持者是向高，不是我。

从这个角度望下去，两百多个代表的脑袋像是棋盘上的棋子，黑的白的棕的黄的，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他们交头接耳的声音汇在一起，嗡嗡嗡的，像是一群蜜蜂在酿蜜。

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议题是贸易关税问题——具体来说，是联邦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关税标准如何统一。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牵涉到每一个区域的核心利益。关税高了，本地产业受保护，但消费者买东西贵；关税低了，外来商品涌入，本地产业受冲击。每个区域的情况不同，诉求也不同，要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标准，难度不亚于打一场仗。

向高站在讲台上，宣布会议开始。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份菜单，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讲台上放着一只铜制的扩音喇叭，是工坊专门为议会打造的，能把声音放大好几倍，传到大厅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的议题是联邦内部贸易关税标准。各区域代表依次发言，每人限时一刻钟。发言完毕后进入自由辩论环节。请各位代表遵守议事规则，不要打断他人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东亚代表李承恩。

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在地面上发出吱嘎一声。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而自信，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的从容。

东亚是联邦的核心，也是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我们的产品质量最好，价格最低。如果取消关税壁垒，东亚的商品将横扫所有市场。这对东亚有利，但对其他区域不公平。所以东亚的立场是——逐步降低关税，但不能一步到位。给其他区域时间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话说得很漂亮，既展示了东亚的实力，又表现了大度。但我知道李承恩的真实想法——他不想降关税，因为关税是东亚控制其他区域经济的工具。他说逐步降低，其实是想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东亚的优势大到其他区域再也追不上为止。

我在旁听席上微微摇了摇头。这种心思，我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个发言的是欧洲代表弗里德里希。

他站起来的时候，特意整了整领口的蕾丝花边，然后用带着浓重日耳曼口音的官话说道：

欧洲需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我们的工坊刚刚起步，如果现在就取消关税，东亚的廉价商品会把我们的工坊全部挤垮。我们要求保留至少十年的保护期。

十年。这个数字一出来，南洋代表郑克明就坐不住了。

十年？弗里德里希代表，你是想把欧洲变成一个封闭的市场吗？郑克明站起来，声音带着笑意但眼神很锐利，南洋的香料、橡胶、锡矿，欧洲都需要。你设十年的保护期，南洋的商人怎么活？

南洋的原材料可以免税进入欧洲。弗里德里希回应，我们要保护的是制成品市场，不是原材料市场。

这不公平！郑克明的声音高了起来，手掌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啪的一声在大厅里回荡，你们只要我们的原材料，不要我们的制成品？这和以前的殖民有什么区别？

议事大厅里顿时炸了锅。

各区域的代表纷纷站起来发言，有的支持弗里德里希，有的支持郑克明，有的两边都不支持，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杂，像是一锅沸腾的水。有人用官话喊，有人用本地语言嚷，翻译们手忙脚乱地在各个代表之间穿梭，嘴里叽里咕噜地转述着，场面混乱得像个菜市场。

向高敲了敲桌上的木槌，梆梆梆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

安静！请各位代表遵守议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