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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但空气中的火药味还在。我能感觉到那种紧绷的气氛，像是一根拉紧的弦，随时可能崩断。

我坐在最高处，看着这一切，心里的感觉很复杂。

一方面，我觉得吵闹。这些人吵来吵去，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如果是我来决定，半个时辰就能拍板。

另一方面，我觉得欣慰。这些曾经的敌人——东亚人、欧洲人、南洋人——现在坐在同一个大厅里，用嘴巴而不是刀剑解决分歧。他们在吵架，但没有人拔刀。他们在争利，但在规则框架内争。

这就是议会的意义。

不是效率，是规则。

不是和谐，是秩序。

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

第一天吵关税标准，第二天吵过渡期，第三天吵执行机制。每一天都吵得天翻地覆，每一天都有人拍桌子、有人摔笔、有人愤然离席又被人拉回来。大厅里的茶水换了一轮又一轮，茶叶从龙井换成了红茶又换成了薄荷茶，杯子摞了一桌子，茶渍在桌面上画出一圈一圈的印记。

我每天都坐在旁听席上，从早到晚。屁股坐得发麻，腰也酸了，但我不走。我要看着这些人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第二天下午，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非洲代表穆萨忽然站了起来。他是个黑皮肤的高个子，平时话不多，但一开口声音像打雷。

你们吵来吵去，有没有想过非洲？他用不太流利的官话说，非洲什么工坊都没有，什么制成品都造不出来。你们降不降关税，对非洲有什么区别？非洲需要的不是关税保护，是技术转让！

这话一出，大厅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又炸了。

但这次的争论方向变了——从关税标准变成了技术援助。穆萨的发言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激起的涟漪改变了整个讨论的走向。

向高抓住了这个机会，提出把技术援助条款纳入关税方案。这一招很妙——给了非洲和其他落后区域一个甜头，换取了他们对关税方案的支持。

但到了第三天傍晚，一个妥协方案终于出炉了——关税在五年内逐步降低至统一标准，过渡期内各区域可以保留部分保护性关税，但必须逐年递减。同时设立技术援助基金，帮助落后区域发展工业。执行由联邦贸易仲裁委员会监督。

不完美，但可以接受。

投票的时候，一百八十七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十二票弃权。

通过了。

向高宣布结果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掌声。不是热烈的掌声，是疲惫的掌声——所有人都累了，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掌声稀稀拉拉的，夹杂着几声长长的叹息和椅子挪动的吱嘎声。

我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旁听席。

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离开。

这很好。

议会不需要皇帝。议会需要的是规则、辩论和投票。

我走在回书房的路上，暮色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紫禁城染成一片深蓝。脚下的石板路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踩上去还带着白天积攒的温热。晚风从宫墙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吹在脸上像是一只冰凉的手。远处的议事大厅还亮着灯，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暮色中像一颗温暖的星。

我在日记本上写道：全球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吵了三天，通过了一个关税方案。效率很低，但意义很大。这些曾经的敌人学会了用嘴巴解决问题。这比朕的千军万马更让朕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