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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六十年五月，我正式下旨筹备跨太平洋远征。

圣旨是我亲手写的。写了整整一个下午，改了五遍。不是因为内容复杂，而是因为每一个字都要斟酌——这道圣旨不只是给朝臣看的，也是给天下百姓看的，更是给后世看的。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五月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照得墨迹微微发亮。空气里弥漫着墨汁的清苦和宣纸特有的草木气息，混在一起，是我最熟悉的味道。我写一句，停一停，念一遍，觉得不对，就把纸揉成一团扔到脚边。脚边的纸团越积越多，像是一堆白色的花。陈九在旁边看着，想弯腰去捡，被我摆手制止了。

第一稿太长，洋洋洒洒写了三百多字，像是在写奏折。不行。圣旨要短，要有力，要让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人心里。第二稿太软，用了太多朕深感忧虑朕不得已而为之之类的措辞，像是在道歉。第三稿太硬，通篇都是朕要打朕必须打，像是一个暴君在发号施令。第四稿好了一些，但结尾不够有力。第五稿，终于满意了。

最终的圣旨只有一百多个字，但字字千钧：

朕御极四十余年，征战半生，所求者不过合天下为一家，止干戈于永世十字而已。今大洋彼岸有新世界联盟者，据地自立，拥兵自重，不奉联邦号令，不守联邦宪章。天下尚有不服之人，朕虽老迈，亦不能坐视。特命筹备跨太平洋远征事宜，以靖海疆，以安天下。

我把写好的圣旨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一股冷涩的味道滑过喉咙。我看着那一百多个字，默念了三遍，每一遍都觉得这些字沉甸甸的，像是铸铁浇出来的。

圣旨发出去的那天，朝野震动。

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一场大战要来了。

朝堂上的反应分成了两派。

主战派欢欣鼓舞。李承恩第一个上表请战，说臣愿为先锋，不破联盟誓不还。他的奏折写得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压抑了许久终于释放的兴奋，墨迹浓重，笔锋凌厉，像是拿刀在纸上刻字。太平洋舰队提督周海也上了表，说舰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他的措辞比李承恩沉稳得多，但底下的意思是一样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主和派忧心忡忡。张文远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列举了跨太平洋远征的十大风险——补给线过长、气候不可控、敌情不明、国内灾情未平、民心厌战、财政紧张、兵员不足、联盟以逸待劳、原住民态度不确定、远征军孤悬海外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每一条都有理有据，每一条都让人心惊。我把他的奏折看了两遍，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每一条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向高没有表态。他只是在朝会上说了一句话：陛下的决定，臣遵从。但臣希望陛下给议会一个月的时间讨论远征的具体方案。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向高就是有这种本事——不用提高嗓门，不用拍桌子，一句话就能让所有人闭嘴。他站在文臣队列的最前面，身形瘦削，背脊挺直，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铁杆。阳光从高窗照进来，在他的朝服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但他的脸在逆光中显得深沉而难以捉摸。

我同意了。

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议会吵翻了天。

主战派和主和派从早吵到晚，从议事大厅吵到走廊，从走廊吵到茶馆。有人拍桌子，有人摔笔，有人愤然离席，有人痛哭流涕。议事大厅里的声音像是一锅沸腾的水，嗡嗡嗡地响个不停，隔着三道门都能听到。有一次两个议员差点动了手，被旁边的人拉开的时候，其中一个的朝服袖子都撕裂了，露出里面白色的中衣，场面一度十分难看。

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讨论。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边等议会的结果，一边继续完善远征方案。书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厚重的木门隔绝了大部分声音，但议会那边的喧嚣还是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像是远处的雷声，闷闷的，不绝于耳。

陈九每天都来汇报议会的进展。

今天李承恩和张文远又吵起来了。李承恩说张文远是懦夫，张文远说李承恩是莽夫。两个人差点动手，被向高拉开了。

让他们吵。我说，吵够了就好了。

陛下不担心吵出问题来？

吵不出问题。我说，吵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等所有人都把话说完了，该反对的反对完了，该支持的支持完了，最后投票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民意。朕要的不是一言堂，朕要的是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陈九想了想，点了点头，但眼神里还是带着一丝忧虑。他端着茶盘站在那里，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升起，在他的脸前飘散，模糊了他的表情。

一个月后，议会投票。

投票那天，我没有去议事大厅，而是在书房里等消息。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空气闷热而潮湿，黏在皮肤上，让人透不过气。我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太平洋的海图，但眼睛没有看海图，而是盯着门口。桌上的茶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陈九换了三次，我一口都没喝。

等了大约两个时辰，向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