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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造船能力是全世界最强的，但六百多艘船同时出动，仍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造船不是问题。工坊总署的陆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常年在工坊里吸铁粉的那种粗糙感，问题是时间。如果现在开始造，至少要一年半。

一年半太久了。我说。

那就用现有的船。陆明说，把商船征调过来改装，加固船体，增设货舱。臣算过，如果征调南洋航线和印度洋航线的商船，加上海军现有的运输船，凑出五百艘不是问题。但商路会断——南洋和印度洋的贸易至少要停半年。

停就停。我说，打完仗再恢复。

赵明德皱了皱眉，但没有反对。他知道我一旦决定了就不会改主意。

接下来是航线问题。

太平洋不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它有洋流、有季风、有风暴带。走错了航线，整支舰队都可能葬身鱼腹。

臣建议走北太平洋航线。李承恩在海图上画了一条弧线，从南洋出发，沿菲律宾群岛北上，借黑潮暖流向东北方向航行，经过日本以东海域，然后转向东南，抵达北美西海岸。这条航线虽然绕远，但顺风顺流，航行时间反而更短。

风暴呢？

七月到十月是太平洋风暴季。李承恩的声音沉了下来，臣建议在五月之前出发，赶在风暴季之前通过最危险的海域。

如果赶不上呢？

李承恩没有回答。

他不需要回答。赶不上的后果，在座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前世看过台风的卫星云图，那个巨大的白色漩涡能把现代万吨巨轮掀翻，而我们最大的铁甲舰不过三千吨。

五月之前出发。我拍了拍桌子，这是死命令。

会议结束后，我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看着桌上那张被画得密密麻麻的海图。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海图上，把太平洋照得一片金黄。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像微缩的星辰。墙角的自鸣钟滴答滴答地走着，那是二十年前从欧洲缴获的战利品，黄铜外壳上刻着繁复的花纹，指针走动时带出一丝极细的金属摩擦声。我站起来，走到窗前，膝盖咔嚓响了一声。窗外是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三月的阳光下鲜亮得刺眼。远处传来换岗侍卫的脚步声，整齐划一，咔咔咔咔，像节拍器一样精准。

一万八千里。九十天。六百艘船。六万人。

这些数字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台永不停歇的计算器。

我想起了前世看过的那些二战纪录片——诺曼底登陆，五千艘船，十五万人，横渡的不过是英吉利海峡那条窄窄的水沟。而我现在要横渡的是太平洋，宽度是英吉利海峡的五百倍。

用十七世纪的技术，干二十世纪的事。

疯了。

但不干不行。

万岁爷。王福端着一碗参汤走进来，该用膳了。

我接过参汤，喝了一口。苦。非常苦。参汤的热气扑在脸上，带着泥土般的药味，舌根处泛起的苦涩慢慢化开，变成一丝若有若无的回甘。但我已经习惯了——这几年御医给我开的药方里，人参是最温和的一味。

王福。

奴婢在。

你说朕是不是疯了？

王福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的笑容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不是恭维，不是讨好，是一种陪伴了五十多年之后才有的了然。

万岁爷要是不疯，就不是万岁爷了。

我也笑了。

是啊，从穿越那天起，我干的哪件事不疯？

十六岁改革科举，二十七岁平藩王叛乱，三十岁打日本，四十六岁打欧洲，五十六岁亲征俄罗斯。

现在七十二岁了，要打太平洋。

疯了一辈子，不差这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