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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赵明德回电。我说，告诉他，逃兵要惩处，但不要太重。打板子可以，砍头不行。他们不是叛徒，只是害怕。害怕不是罪。

这句话我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是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我见过太多因为恐惧而逃跑的人，也见过太多因为惩罚逃兵而失去军心的将领。恐惧是人的本能，你可以惩罚行为，但不能惩罚本能。

另外，告诉他——第二批援军的出发时间不能推迟。前线等着增援。如果有人不愿意去，就让他们退出，换愿意去的人。朕不强迫任何人去送死。

电报发出去之后，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了很久。

反战浪潮。逃兵。民怨。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比联盟军的火炮更可怕。

联盟军的火炮只能打前线的士兵，反战浪潮能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

如果国内的支持崩了，前线打得再好也没用。前世的美国就是这样输掉越战的——不是在战场上输的，是在国内输的。军事上美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民意的崩塌让政府不得不撤军。最后西贡陷落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屋顶上的直升机成了一个时代的耻辱标志。

我不能让大明重蹈覆辙。

我必须做点什么。

但我能做什么呢？

我躺在夏威夷的病床上，连站起来都费劲。我不能回京城安抚百姓，不能上朝堂压制反对派，不能去军营鼓舞士气。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常洛发电报。

常洛，朕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反战浪潮不可怕，可怕的是应对不当。不要压制，不要对抗，要疏导。

第一，让报纸如实报道前线的情况，好的坏的都报。不要只报好消息——老百姓不是傻子，你骗他们一次，他们就再也不信你了。

第二，公开战争的花费和伤亡数字。让老百姓知道这场仗的代价。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第三，善待阵亡将士的家属。抚恤金要足额发放，不能克扣一文。阵亡将士的子女，朝廷负责抚养到成年。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前线必须打赢。只要赢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写完这些的时候，我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虚弱。握笔的手指酸软无力，笔尖在纸上划出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刚学写字。我看着自己写的这些字，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悲凉——曾几何时，我的字是刚劲有力的，一笔一划都带着杀伐决断的气势。现在，连写几行字都要歇三歇。

电报发出去之后，我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海风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风掠过我的脸颊，像一只冰凉的手在轻轻地抚摸。远处的海浪声一下一下地拍着沙滩，哗——哗——哗——，节奏缓慢而沉重，像一颗疲惫的心脏在跳动。

我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身体的累我已经习惯了。是心累。

打了五十年仗，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战争的一切——流血、死亡、失败、背叛。

但我没有习惯的是——被自己的百姓反对。

他们不想打仗。他们想过安稳日子。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七十二岁的皇帝还要发动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战争。

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但我停不下来。

海风又吹了进来，这一次带着一股花香——是营房外面种的鸡蛋花，夏威夷到处都是这种花，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心，香味甜腻而浓郁。前世我在海南出差的时候也见过这种花，当时觉得好看，现在闻着只觉得腻。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什么都觉得腻。

也许是因为老了，什么都觉得累。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干燥而温暖。

睡吧。

明天还有电报要看。

还有仗要操心。

还有反战浪潮要应对。

还有这副破败的身体要撑着。

七十二岁了，每一天都是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