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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六十三年八月，所有人都来劝我停战。

赵明德的电报最长，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核心意思就一个——撤军。

陛下，第二批援军损失过半，国内反战浪潮已不可遏制。江南、两广、福建等地商会联名上书，称战争导致贸易断绝、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朝中主和派已占多数，连一向支持陛下的兵部尚书也开始动摇。

臣斗胆直言——此战已无胜算。即便前线能够稳住，补给线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太平洋太大了，风暴太多了，我们的船太少了。继续打下去，只会有更多的人葬身大海。

臣恳请陛下三思。

太子常洛的电报更直接：父皇，儿臣求您下令撤军。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不能再让他们白白送死了。

连陈九都发来了一封措辞谨慎的电报：臣在前线观察，联盟军的抵抗意志极为顽强，短期内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臣请陛下考虑是否调整战略目标。

调整战略目标——这是陈九的委婉说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打不赢，要不要撤？

我把所有的电报摊在床上，一封一封地看，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电报纸铺满了半张床，白花花的一片，像是下了一场纸做的雪。每一张纸上都是劝退的话，措辞不同，语气不同，但意思都一样——别打了。

我的手指从一张纸移到另一张纸，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面，感受着上面凹凸不平的墨迹。这些字是电报员一个一个敲出来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心意。赵明德的忧虑，常洛的恳求，陈九的无奈——他们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但为了我好对的不是一回事。

窗外的阳光照在电报纸上，把墨字映得发亮。我能闻到纸张上淡淡的油墨味，混着夏威夷午后潮湿的空气，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闷。蝉在营房外面的树上叫着，吱——吱——吱——，声音尖锐而单调，像是在不停地重复同一个问题：撤不撤？撤不撤？撤不撤？

王福站在旁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王福。

奴婢在。

你也觉得朕应该撤军？

王福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奴婢不懂打仗。但奴婢知道，六千人死了。如果继续打下去，还会有更多人死。

朕知道。

那万岁爷为什么不撤？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看着窗外的大海，看了很久。

为什么不撤？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百遍。

每一遍，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看着窗外的太平洋，海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际。这片大海吞噬了六千条人命，但它看起来依然那么平静，那么美丽，那么无辜。它不是凶手，我才是。是我把那些人送上了船，送进了风暴，送进了死亡。

前世有一句话叫沉没成本谬误——已经投入的成本不应该影响未来的决策。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在大学里学过，考试还拿了高分。

但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到。

五十年的仗，几十万人的命，整个帝国的国运——这些不是沉没成本，这些是血，是骨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能用一个冰冷的经济学术语把它们一笔勾销。

因为朕停不下来。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不是固执，不是愤怒，不是不甘心。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很无奈的平静。

朕从穿越那天起，就被一股力量推着往前走。那股力量叫恨。恨战争，恨核弹，恨那个把朕炸死的世界。朕用了五十年时间打仗，就是为了消灭战争。

现在最后一仗了。美洲是最后一块拼图。打完这一仗，天下就真的一统了。战争就真的结束了。

如果朕现在撤军，之前五十年的仗全部白打。死去的人全部白死。朕的一生全部白活。

朕不是不知道代价。六千人死了，朕知道。还会有更多人死，朕也知道。但朕停不下来。

停下来，就等于承认朕错了。承认朕这辈子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朕承认不了。

说完这些话，我觉得嗓子干得像着了火。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硬生生地挤出来的，带着血和痰的味道。我伸手去够床头的水杯，手指碰到杯壁的时候，感觉到瓷器冰凉的触感——水已经放凉了，不知道放了多久。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浇灭了一点灼烧感，但心里的火还在烧。

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沉重而缓慢，像一面老鼓在敲最后的节拍。

王福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到。

万岁爷，您不是停不下来。您是不敢停。

我愣住了。

不敢停。

这三个字像一把刀，精准地扎在了我最脆弱的地方。

我愣住了。

不敢停。

这三个字像一把刀，精准地扎在了我最脆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