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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六十五年一月，太子常洛正式以监国身份处理朝政。

这个消息是赵明德通过电报告诉我的。电报到的时候是下午，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空气里飘着刚煎完药的苦涩味道，那股味道已经渗进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连枕头上都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草气息。王福把电报纸递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沾了一点墨——大概是刚帮我研墨的时候蹭上的。

陛下，太子殿下已于正月初一正式以监国身份临朝。殿下在朝会上宣读了陛下的手谕，称陛下因龙体欠安暂居夏威夷休养，朝政由太子代理。群臣叩首领旨，无人异议。

殿下的第一道政令是——减免今年的赋税一成，以缓解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负担。此令一出，朝野上下一片赞誉。

我看完这封电报，微微点了点头。

减免赋税。

这是一步好棋。

战争打了两年多，国库消耗巨大，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各地的粮价涨了三成，布价涨了两成，连盐都比战前贵了不少。反战浪潮之所以高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老百姓觉得这场仗花的钱太多了。他们不关心什么合天下为一家，他们只关心明天的米够不够吃，冬天的衣服够不够穿。

常洛减免赋税，等于是在告诉百姓——朝廷知道你们苦，朝廷在想办法减轻你们的负担。

这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我把电报纸放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天花板上那道熟悉的裂缝还在，从左边蜿蜒到右边，像一条干涸的小河。我已经盯着这道裂缝看了无数次了，闭上眼睛都能画出它的形状。但今天看它的心情不一样了——以前看它的时候想的是战事、是政务、是天下大势，今天看它的时候想的是常洛。

我的儿子。

四十七岁的太子。

终于站到了朝堂的中央。

万岁爷，太子殿下做得不错。王福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欣慰，像是一个老管家看到少爷终于长大成人了。他一边说一边给我掖了掖被角，手指碰到我的手臂，凉凉的——他的手总是凉的，五十三年了都是这样。

我说，比朕想的好。

比您想的好？

朕以为他会先处理反战的事。我说，但他没有。他先减免赋税，安抚民心。民心稳了，反战浪潮自然就弱了。这个顺序选得好。

我靠在枕头上，把电报纸举到眼前又看了一遍。纸张在阳光下微微透光，上面的墨字清晰可见。我的手有些抖，纸张在指尖轻轻颤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七十二岁的手，连一张纸都拿不稳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常洛的表现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

他的治理风格和我截然不同。

我是强硬的——遇到反对就压制，遇到分歧就独断，遇到问题就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五十年来，我就是这么干的。效果好不好？好。代价大不大？大。多少人因为我的独断而丢了官、丢了命、丢了一辈子的前程。但我不后悔，因为那些决定在当时是必要的。

常洛是温和的——遇到反对就倾听，遇到分歧就调和，遇到问题就用最稳妥的方式处理。

赵明德在电报中这样描述常洛的执政风格：殿下临朝时从不发怒，不管大臣们说什么，他都耐心听完，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应。有时候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殿下就坐在那里喝茶，等他们吵完了再说话。

我看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下。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朝堂上一群大臣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拍桌子的声音啪啪作响。常洛坐在龙椅上，端着茶杯，不紧不慢地吹着茶面上的热气，偶尔抬眼看一下吵架的大臣们，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水。等他们吵累了，嗓子哑了，才慢悠悠地开口说话。

这要是换了我，早就一拍龙案——都给朕闭嘴！

但常洛不会。他有他的方式。他的方式像水——看起来柔软，但水能穿石。

殿下说话的方式也和陛下不同。陛下说话像下命令——朕意已决，不必再议。殿下说话像在商量——诸位觉得如何？这个方案有没有更好的改进？大家再想想。

朝臣们一开始不太适应，觉得殿下太软弱。但几个月下来，他们发现殿下虽然温和，但并不软弱。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

臣以为，殿下的风格虽然与陛下不同，但自有一套章法。

我看完这封电报，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欣慰，但也有一丝失落。

这两种情绪搅在一起，像是在一碗甜汤里滴了几滴醋，味道说不上来，但就是让人皱眉。我把电报纸折好，放在枕头底下。纸张被压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归于沉寂。

欣慰的是，常洛确实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不需要像我一样强硬，因为我已经把最难的事情做完了——打仗、征服、统一。他需要做的是治理、维护、发展。这些事情，温和比强硬更管用。就像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需要大锤，装修的时候需要细刷。我是那把大锤，常洛是那把细刷。

失落的是——朝廷不需要我了。

常洛做得很好。赵明德做得很好。朝臣们做得很好。没有我，朝廷照样运转。齿轮咬合着齿轮，机器照常运转，只是驾驶座上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更年轻、更有耐心、更懂得倾听的人。